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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前几天网上流传较广的一篇关于失独者的报道，作为“关爱失独暖心行动”的发起机构，我们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媒体、更多的公众关注失独者的现状，关爱失独者的生活。我们也特别想告诉大家，报道中许多合唱团的失独者都将作为我们暖心行动的志愿者，参加11月14日在无锡举行的“为爱行走”活动。

他们将四人一队，携手完成15公里的越野徒步；他们要通过自己的行走，向更多的同命人传递力量和希望，帮助更多的失独者走出心理阴霾，走向健康阳光的生活；他们要为2016暖心年夜饭筹集善款，他们是2016暖心年夜饭的主人，他们要帮助更多的失独者能够在2016年的除夕之夜欢聚一堂，一起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感恩帮我的人啊/ 使我感受善良/
感恩伤害我的人/ 让我学会坚强/

“笑一笑！”宁老师手上弹着电子琴，抬起头，在两句合唱的间歇提示着大家。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感恩的世界有我有你/ 有我有你/

“看我！”老师举起一只手做抬升状，示意大家提气、合声，给这首《感恩》收尾。

有我—有—你——

“好！”最后一个音唱罢，60岁的杨秋国高声叫道。大家哈哈笑了起来，轻松的气氛在人群中弥散开。有人接话说：自己喊好啊？宁老师答：“只要咱自己唱高兴了就好。”

7月15日，周三下午，歌声和笑声起落在西城区阜外东社区的一间活动室里。来自煤矿文工团的女歌唱演员宁峰坐在电子琴前，情绪饱满。“绽开笑容”、“张开嘴巴”、“屁股往前坐”……宁峰不停地鼓励、逗趣，她给这个合唱团体所注入的活力和希望，堪比《修女也疯狂》中的女歌手迪劳丽丝、《放牛班的春天》中的马修老师——所不同的是，她并非这个合唱团故事的主角。

坐在宁峰对面的，是23位相互熟识的中老年人。这个业余合唱团正在进行暑假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一切都温暖而轻快，并无特殊之处，直到其中的一位成员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收起了此前活动室里最后的零星几声笑。

这个中年女人将挡在脸前的歌谱放下，露出妆容精致但看起来处在崩溃边缘的脸。她指着一个在场媒体记者的摄像机镜头，声音略颤道：“我跟周围的人都说的是，我的孩子出国了。我不愿意（被曝光）让大家知道我没孩子。”

女同伴们发出恍然大悟的慨叹声，纷纷劝慰；刚才还兴致勃勃的杨秋国则突然黯淡下来，对这个他再熟悉不过的故事背景默不作声；宁峰赶快招呼着这位“卢姐”坐到摄像机视野的盲区去，但对方坚持表示要先行离开。她走向活动室的的门，脸上极力维持着礼貌的微笑。“不用！不照不就得了。”一位女成员劝解的话音刚落，卢已经带上了门，将媒体记者和气氛骤变的合唱团关在了身后。

沉默。片刻后宁峰低声问：“没‘走出来’呢？”

其他22位“失独”父母面面相觑。

两个小时的歌声和笑声散去之后，这些成员将离开这间活动室，回到他们各自失去了独生子女的家中。“卢姐”的出走提醒着他们，即使是群聚时的快乐，也松散、易碎，不堪现实一击。

热心的大姐“班长”说，她自从2013年10月份合唱团成立时起，没落下过一次活动，因为它“给大伙儿一种高兴的心情，有助于从阴影中走出来”；但另一位年轻些的“小苏”忧心忡忡地说，快乐只是一种慰藉，“它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痛苦吗？不能。”

他们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结婚生子时已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推行的时期，所以只育有一子；然而随着他们的子女不幸因病因故离世，这些步入中老年、失去生育能力的父母面临着无后终老的前景。社会上称他们为“失独者”，他们称自己的群体为“圈子”。

此时这个叫做“爱心合唱团”的小圈子里，人们都收起了方才的笑容，包括最爱说笑的杨秋国。“卢姐”的做法和他自己家的情况一样——杨家的独子因病去世一年多以来，杨秋国的爱人始终对外称儿子“出国了”。被问起具体情况时，就把外甥女、侄子的情况拿出来改编讲给别人。

合唱活动还得继续。

“来，咱们唱歌。”宁峰照例帮大家调整情绪，“是不是又到了‘每周一歌（哥）的时间啦？’”她笑问。众人在她带领下，鼓着掌齐声起哄：“周哥！周哥！周哥！”

哄笑声中，从杨秋国的右手边站起来一位微笑的老者。生于1949年的周文瑞已脱去了多半头发，他待人温和有礼，声音轻而醇厚，是合唱团的男领唱。老周年轻时一直是厂子里的文艺骨干，退休后也在各个业余合唱队里串场。但直到2013年10月被老伴王淳玲拉到这里之前，他都不知道唱歌还有这样的“疗效”。

“到哪个团，都不像这个团。我不爱说话，到了哪儿都只是唱，唱完了就走。一到这个地方，哎哟，就觉得唱歌是次要的，欢乐是主要的。”周文瑞说，“所以总念叨着星期三，想着要去合唱团。”

王淳玲坐在合唱团的左侧一角微笑，她的丈夫在这个团里不断改变，唱歌时慢慢能够抬起头了，可以倾听同伴的故事了，还能与他人倾诉自己的丧女之痛了。

在宁峰的电子琴伴奏下，老周和另一位女领唱站到台前，大方地给众人表演了一首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歌声雄浑磅礴。场子重新热了起来，“爱心合唱团”重又变得欢笑晏晏。

合唱又开始了。

大家全体起立唱起了《长征组歌》。唱到一段急行军般的“战士双脚走天下”时，他们投入地随节奏摆动着身体，方才抱怨“快乐只是慰藉不能解决痛苦”的小苏，是摆得最厉害的几个人之一；卢姐也回来了。

“调虎离山”。杨秋国站在最后一排，声如洪钟。对他来说，合唱团里的两个小时，就是把游走在身边的猛虎暂时调开的须臾片刻。“回到家你看吧，一个个儿都是蔫头耷脑儿的。开心是在人前的，难受是自己的。”老杨说，“这种伤害，会跟你一生。你抚不平。”

收起玩笑的杨秋国，眼神凌厉。在奔波着给儿子看病的13年里，皱纹深深刻入他的脸庞。他的独子1983年出生，在高考前夕罹患绝症，耗去了280余万元治疗费后，在不到31岁生日时去世。他说，眼看着儿子一点点离去而无能为力，这经历更加煎熬人心。

与此同时，他还要在爱人面前“撑住了”。杨秋国说，好多家庭出了事以后夫妻就分手了，因为原来的纽带没了；很多人去找年轻的再婚，因为“不能无后”。“有多少个失独家庭，就意味着有多少条血脉消亡。残酷啊！我们什么文化？你无后，你不孝。”

在我国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中，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与此同时，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据此统计，我国每年新增有7.6万个“失独”家庭，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全国的“失独”家庭数量，已超百万。

合唱团里夫妻成双出现的，是少数。周文瑞和王淳玲总是各骑着自行车并肩出行，在家时，他们以“小王”和“周”礼敬相称。

在位于西安门大街某条胡同的狭窄平房里，另有一只11岁的迷你杜宾犬往来穿梭在夫妇二人之间。某次集体出游前，宁峰这样动员王淳玲：“去吧！你带着狗，和周哥，你们一家三口住一间！”

周家原本的第三口，是夫妇俩生于1977年的独女。她在约18年前的一天出门后意外失踪。时间久了，老夫妻的伤痛被“磨得淡了”。“得有十年（走出来）。”周文瑞轻轻地说，“那时候我姐劝我，说你们老这样啊，不好，也得为自己今后做打算。可我只要看见稍微像（女儿）一点的人，‘真像哎’，马上能勾起联想来。”

周会唱歌，能弹吉他，曾是各项体育健将；王弹钢琴，对摄影、录音、计算机技术的研究更是不输年轻人。自从女儿走后，他们开始找很多方法来“分（散）一下”，参加合唱团是主要方式之一。

夫妻二人回忆起女儿来，总称“小孩儿”。

“小孩儿特聪明。拉小提琴，幼儿园就能上台演出。年底参加我们单位的文艺汇演，才四五岁。”王淳玲说。

“跟一个老师学完又考到少年宫里，后来在里面学。”老周补充。

“可能还能找着录像……”王淳玲眼泛泪光。

“行了行了。”老周打断了老伴。

“要是愿意找，能找到小孩拉小提琴的录像。觉得伤心，不想找。”

失独”群体不愿融入其他人群，只有寻觅同类来“抱团取暖”。

坐在合唱团座席最右手边的，是第一次来参加活动的周湘亨。这位64岁的“阳光联谊群”（QQ和微信）群主，网名“快乐”，圈内人称“快乐姐”。但少有人知道她的“快乐”如何得来。

“快乐姐”从位于房山琉璃河的家出发，搭乘两个小时的公共交通才到达西城区阜外地区。而在孩子出事之前，她原本是个住在和平门的老北京。她说，就是想离开那个环境，离开见面会聊天的老街坊老同事。

在距离河北省仅5公里的乡镇，周湘亨购买了一座旧村改造房。但和新的邻里之间，“快乐姐”也并不热络。“（我们当中）好多人跟自己家人、亲属都不来往，顶多过年聚聚。你到了亲戚家里边，人家的话题就是孩子，你谈什么？人家提了，刺激你精神；为了你的事不提，又影响人家情绪。”她说。

失独群体最难过的就是这几个节，清明节、中秋节、春节，家家团圆，她们只有面对缺憾。快乐姐组织的联谊群中有个母亲的孩子骨灰是“海撒”，清明节，她们就一起到海上去祭奠孩子。那位母亲站在船头上久久呼唤着孩子名字，惹哭了一船的人。周湘亨说，同命人就这样过节。

一旦有摆脱“失独”的方法，群体里的人不会多做一秒停留。“快乐姐”的群里，有人在42岁又生子，就不在这群里了；还有个46岁的“失独”者做了人工代孕，生了个双胞胎，也退了群。“人一旦有了新的精神寄托，对这一段就可以忘掉了。”“快乐”说。

但能够逃出去的毕竟是极少数。

圈子外的现实，偶尔会钻透她们构筑的壁垒，带来刺痛。一次联谊群游至南方某城市准备就餐，店家得知她们属于“失独”群体，竟拒之门外，理由是怕沾染“晦气”。

合唱团里，年过五十的宁峰非常理解这个群体，但她的先生时有不满，话里话外担心“晦气”，宁峰告诉他“别信邪”——他们有一个20来岁的独子。

“我们那位也说，‘你这人有一股子劲，阳气很盛，能扛得住。’”宁峰说，“我没觉得晦气。她们时常来找我哭诉，一个人可以在别人面前把最痛最伤的事情说出来，这就很不容易了。”

又一曲唱罢。活动的间歇，大家三三两两地到室外去休息谈天。

比起合唱和文艺活动，“快乐姐”周湘亨向来更关心“失独”群体权益的争取。她以追问政府官员的语境问聊天的同伴：“一对一帮扶”的政策具体要怎么落实？“失独”老人在家发生意外谁来管？

“姐，我有一观点。”杨秋国凑过来说，“应该把对这个群体的关心，纳入到政绩考核中。这样才能减少群体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我不赞同过激，”“快乐姐”接着说道，“要随时随地反映。有机会就说，这样才能引起重视。”

几人聊起了“五福”——“北京市第五福利院”。这原本是一座普通的老年福利院，此前曾传出要改为专供“失独”老人的养老院；6月，该消息得到了市民政局的确认，并配有北京市《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评估管理办法》。
这是“失独”老人们普遍向往的一个养老解决方案。“让我们参加社会上的那些养老院，人家都是有子女的，天天来探望，对我们是种刺激。”周湘亨说。

养老是“失独者”关心的头等大事。杨秋国认为时间不会减缓“失独”者的伤害，反而会增加焦虑和无助感，就是因为担心无人养老，“身后事”空无着落。

“我们建议立法。有《计划生育法》，也应该有保护因计划生育造成失独的人群的法律，一直有这个呼声。”杨秋国说。

杨秋国觉得自己总是很幸运地“躲过”某些时代大潮的裹挟，比如下乡，比如下岗，但是计划生育他没躲过去——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将计划生育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

“（19）81年结婚，83年孩子出生。想再要——其实当时已经有啦——跟单位提过，结果搞人保工作的同志说，可以呀。”杨秋国卖个关子，“他说，可以呀，但是得——按现在说法叫双开，而且还交罚款。这样的话，只能不要了呗。你要吃饭啊。”

据统计，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少出生人口近4亿。杨秋国觉得，个人为国家做出了牺牲，就应该像对待有功之臣那样对待他们。

9月9日，阜外东社区的这间活动室打开大门，“爱心合唱团”重又开始活动了。

“总念叨着礼拜三”的周文瑞，在社区大门外就跟各位老朋友挥手打着招呼；杨秋国见了谁都和对方高举起手来个“high five”击掌；上次中途“出走”的那位卢姐也来了——她之前还参加了合唱团的内蒙行。

一曲唱罢，宁峰从电子琴前站起身来，正色道，“合唱是人类最美的音乐。所有乐器都遵从‘十二平均率’，只有人声总是不跟那么标准——总是略高一点、略低一点，但这种声音是最好听的。

“所以我们要把歌唱好，从人心里发出来一种，感叹。”

（黄茜对本文亦有贡献，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杨秋国、周文瑞、王淳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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