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举办的“第三届尚善公益传播优秀作品揭晓暨‘抑路前行’发布典礼“上，众嘉宾及作者们的精彩演讲引起了现场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反响，成为了当天活动的一大亮点。因此，我们特将本次嘉宾及作者们的演讲整理成文字稿，分享给更多没能到现场的朋友们。
演讲文稿将在本公号每日发布一篇，发完为止。欢迎大家转载分享！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在杨院长后面做分享，压力特别大，那我就找一个小的切入点来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新媒体时代的健康传播》。这是一个什么题目呢？我们大概看一下，另外聊一下健康其实包括精神健康，包括抑郁症，是我们一个大的健康范畴的领域。因为我来自传播学院，我愿意从媒体的角度来讲一个话题，我们如何做正能量的健康传播以及进行负能量的抑制？
某种意义上因为我们在传播学当中有一个概念，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其实不是真实的，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媒体所建构的世界里面。因为你说的知识都是自己学来的吗？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是受到了媒体的影响，尤其现在是一个叫做新媒体的时代，我们把媒体经常会分一些不同的代际。我们说报纸是第一代媒体，广播第二代媒体，电视机是属于第三代，第四代是互联网，第五代是移动互联网手机。刚才杨院长讲到的崔永元现在精神好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冯小刚抑郁了，《手机1》里面重要的结论就是手机其实是一个定时炸弹，里面有太多的秘密。《手机2》不知道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我们手机现在有太多的功能了，一个是信息获取和发送，同时还有支付的功能，你的秘密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五代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当然也有人认为我们在走一个6.0的时代，我们也大规模在传播学领域研究现在新的媒介形式，我们叫做万物皆美，比如VR技术，虚拟现实如何跟健康治疗相结合，包括我们的AI技术、大数据的应用。所以今天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切入，跟大家聊一下健康传播的一些理论概念的东西。第二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研究成果，叫做“大众媒体当中的抑郁症的议题的呈现”。简单来说，我们就这几家典型性媒体，一家叫做党的媒体——《人民日报》；还有一家是在市场化媒体的代表——《南方都市报》；还有一个就是行业专业报纸叫做《现代健康报》。这三家纸媒去看一下他们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报道抑郁症，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会导致公众怎么理解抑郁症，以及怎么样去应对抑郁症，所以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们做一个展望，健康传播的新媒体的趋势和互联网的传播时代，我们可能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和生态。
第一部分我们首先看到健康传播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在座我们大部分是学心理学和医学，我也在我们中山大学医学院做兼职教授。我们知道医学有一部分叫做临床医学，它把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人的个体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我在中山大学医学院教的课叫做《医学人文》，简单来说就是把医生和病人包括这种医患关系和它的治疗关系放在一个社会情境当中去理解。比如关于疾病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在不同的文化的情境当中的理解也不一样。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社会医学系前系主任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写的，他的一本书其实讲的是在湖南的长沙进行了大概30多年的一个研究，研究很多临床抑郁症的病例。他认为中国在1949年之后，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把抑郁症作为一种病提出来，我们更多的人觉得好像说不上来，这个病怎么去描述它，我们就说这个人神经衰弱。中国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症，这个症被西方医学提出来之后，再不断地变成了一个正式的病，我们认为中国也有抑郁症。中国抑郁症现在随着社会转型，人们的压力好像越来越大，它其实是有一个文化的概念，我们就去研究整个疾病的这种流行。
第一部分我们看一下它健康传播有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国家癌症医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理解的健康传播是指借助各种媒介的渠道，结合多种传播的手段，为促进生命安全而制作和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下以传递信息、普及健康知识为目的的一种社会实践性活动，包括人际传播，比如说我们病友之间形成就像我们今天的“郁金香阳光会”，我放眼望去全是粉红色的，可以挥挥手。真的是非常强大有组织，这个叫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还有大众媒体当中怎么进行健康报道，以及我们要了解国家的关于健康的一些政策的传播和刚才讲到的社会文化等等，这些都是健康传播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它涉及到非常多的这种交叉性学科的一些领域，所以它不是一个学科，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议题导向或者问题导向的一个学科丛。如果我们用不同的维度，包括刚才讲到的传播当中的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然后再加上社会学、人类学背景当中的这种社会现象传播结构以及整个健康结构、健康情境等等，它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研究内涵，我们这里不展开讲。比如健康传播会研究自己的健康保健、心理调适、个人的健康计划，也会研究医患关系、医患冲突、病友之间的同伴教育，也会研究医院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医院和医生的关系。我有一个师弟专门研究医院里面的医生和护士的关系。这个听起来有点暧昧，尤其是值班的夜班医生，然后他做了大量的这个调查，发现他们很喜欢一起出去吃夜宵。第四叫做大众传播和健康传播的一个研究，主要是大众健康教育、健康促进以及健康社会营销，医药广告研究等等，这是它的研究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包括自我传播和健康情境的这种结合，又会产生非常多的一些研究的内容，因为时间关系这里不展开讲。
其实我们在讲健康传播的时候，背后有没有一些理论的假设，或者是一些研究的框架概念和工具？有很多，有些是来自临床医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共卫生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健康行为改变模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到的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来自四个方面，包括遗传生物因素——基因；第二个就是生活方式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卫生条件，其中我们的行为生活方式影响占到了60%。那反过来讲，其实很多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行为改变来提升整个健康的水平的，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所以就有了关于健康行为改变的其他的一些模型，比如有一种叫做知信行模式，就是你知道了正确的健康知识，你把它转变为你的健康的信念，再把它转化为你的行为，但是其实很难，很多人就在这一个链条当中从知到信其实比较容易，从信到行其实非常难，刚才我们杨院讲了非常多的医学知识。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个偶像叫韩寒，他说“听了很多的道理还是过不好自己的人生。”如何把这种正确的科学的健康理念和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行为？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叫做知行鸿沟，我们道理都懂，但是我还是要跳下去。怎么去解决这个知行鸿沟的困境？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做研究。所以这是知识信念和行为，知识是我们的基础，信念和态度是我们行为改变的动力，而行为和行动是我们的整个的目标，这仍然是一种基于个体主义的一个医学干预的概念。
当然还有一些变种，比如健康信念模式，它主要关注的是健康信念知信行当中的信。如何能够建立一种正确的健康信念，它认为健康的行为是由个体对于疾病的易感知性。比如我们讲一讲为什么有的人认为好像大家的压力是一样的，刚才讲到的外部的社会压力是一样的，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这个男女朋友分手或者是老师批评你，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接受不了，有的人就还可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个人对疾病的这种易感知性，自觉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采取特定行为的自觉艺术和可能的障碍都会决定你是否采取一种健康的行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根据这种健康信念的模型，它会涉及到人口学知识，你的年龄甚至你的地域，甚至包括刚才讲到的家庭关系，童年经历以及你的同辈这样一个小环境，还有就是自我的感知，感知行为的艺术，感知行为的障碍以及自我效能等等，它会决定你是否采纳一个健康的行为，这是一种叫做知信形（health belief model）的模型。
当然还有很多模型，比如健康行为转变模型，这一种研究方法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的行为改变的不同的阶段，有前意向阶段，就是你的行为要改变了，你有没有意识。开始有了我要做出改变的这种意向，这个叫做意向阶段。那你开始做准备做什么（准备阶段），在行动阶段以及维持阶段进行了一个线性的划分。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的这些行为干预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介入的手法和策略。所以首先要判断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当中。
关于健康传播还有很多叫做系统模式，比如系统反馈模式、传播生态模式，我们这不展开。传播学当中也有大量的新闻传播理论在健康的领域当中进行应用，比如议程设置理论。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是一个悲剧，2015年的时候广东省人民医院主任医生陈仲伟，被歹徒残忍地杀害。他被杀了之后，大家纷纷讨论一个议题，说中国的医患关系很紧张，医患矛盾太严重，这个就叫做议程设置。因为媒体之前大量的报道医患的冲突，导致我们的认知当中认为医患关系确实是很紧张的。我在传播学院的老师同学都会觉得目前医患关系很紧张，我到了医学院去上课，医学院的老师都会觉得其实没那么紧张，是不是你们媒体报道紧张了，其实没那么紧张。因为议程设置，把医患关系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当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普查式的调研，发现作为医生个体他感知到的这种医患冲突，其实并没有我们的媒体所报道的那么严重。首先要知道媒体报道喜欢报道什么事情呢？首先好人好事不太爱报道，因为没人看。那报道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负面的、惊悚的、耸人听闻的、超出常理的，全是这些，所以建构了一个扭曲的世界，跟我们正常的自然世界其实是不完全匹配的，这叫议程设置。当然还有叫做创新扩散以及说服舆论等等。
刚才也讲到了知识鸿沟的问题，之前还有人说抑郁症是一个有阶级属性的疾病——贵族病。知识分子才会抑郁，像我们劳动人民每天都扛大包，晚上倒头就睡，鼾声如雷，大概不会得这种病。还有一种病叫做肺结核，大家记得在《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咳血，在西方人看来说这就是一种东方主义的美学，咳血咳在洁白的手帕上太美了。有的人本身没有这个肺结核，光着膀子在外面冻，看能不能得上肺结核，觉得这个病很高雅，听起来非常的文艺。这疾病也是有阶级属性的，同样我们对于知识的理解也具有这种所谓的阶级属性。
我们的传播技能，我们的知识储备，我们的社会交往程度也叫社会资本以及我们的信息选择性接触，就是你会发现你平时喜欢看什么新闻，它也会决定了你的整个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比如年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变量标准。我认为我是年轻人，我是80后，但是我们注意到今年刚刚高考结束，零零后已经走上了历史舞台。我经常假装是年轻人跟年轻人套近乎，我说你们玩社交媒体吗？他说我们也玩。我说你们是不是像我们一样玩微信？零零后他们怎么说？他说我们不玩微信，我们用QQ。当时我说哎呀这是我当年玩剩下的，你们现在才玩，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年轻人不想跟你们中老年朋友在一个社交平台。比如我晚上玩嗨了，我去唱K了，凌晨两点钟再回家，这个朋友圈我要不要发？发了要不要屏蔽我的父母和老师？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所以干脆不跟你们在一个平台玩。我们的信息选择性接触将会决定我们整个世界观，还有大众媒体的性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变量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理论模型，比如恐惧驱动模型，这个主要是运用在一些禁烟当中，你看到虽然中国的禁烟不是特别严。你会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在香烟上都贴了一个什么东西？黑黑的肺，黄黄的牙，世界卫生组织告诉你吸烟直接和肺癌有正相关关系，这叫做恐惧驱动。当然还有文化模式等等，我刚才讲到了，就是比如美国人更加是一种叫做个体主义的社会文化结构，而彝族人是一种整体意义，这什么意思呢？我曾经在四川大凉山做艾滋病研究，大家知道四川凉山的艾滋病非常严重。河南的艾滋病是因为卖血，四川大凉山是为什么？因为吸毒，因为共用针具，所以大凉山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并不是贫困。在任何一个地方文化类型当中对艾滋病人都是有歧视的，比如你有艾滋病你会告诉你的朋友吗？我有艾滋病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你朋友说什么？你先忙我先走了。所以你的社会网络结构全部断裂，你成了一个孤岛，艾滋导致抑郁，这也是一种原因。但是彝族人不一样，彝族人生活在一种整体主义结构当中，他们有一种社会结构叫做家支，就像我们汉语传统社会当中的家族。我们都是一个家支的，你得了病没关系，我来照顾你。你说你不害怕他是艾滋病吗？他说如果不去照顾他，我的家族的人就会骂我，而且假如以后我得了病也不会有人来照顾我，这是一种整体主义思维。大家注意，跟美国的这种美式的个体主义思维不太一样。我们刚才在吃饭的路上大家谈中国越来越美式化，就是个体主义是某种意义上其实也会带来大量的一种社会性疾病的以及社会性疾病歧视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刚才讲到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教授凯博文的这本书叫做《痛苦与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他认为抑郁症绝对不是个人的问题，他一定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然后在个体身上的一种展现，它是一种社会整体主义的视野。
我们简单讲一下这里的第二部分，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研究的成果，叫做“大众传媒当中的抑郁症议题的呈现”，今天到场也有很多媒体人。我们从一个行业的水平角度来看他们究竟是在做什么样的报道。这个背景当然就是抑郁症的不断的增加，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大众传媒对这个议题的一些介入，我们做了一些研究设计这里不展开。我们选择了《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现代健康报》，影响力和覆盖符合我们的研究预期，我们按照报道类型、信息来源、报道的主题、内容的性质进行了编码，我们一共是选择了九百多篇的报道，人工剔除有效之后报道是有六百多篇，我们看有什么发现，主要看有什么发现？
从2010年到2015年，这些媒体的报道抑郁症的数量其实是在下降，在座的都是抑郁症相关的一些社群，我们觉得这个议题很重要，但是在大众媒体倡导方面，其实它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其实呈现一个相反的结果。第二你可以看到通讯特写的类型报道最多。不同报纸的报道类型各有侧重，党报以评论通讯特写和消息稿为主，市场化报纸以消息稿新闻特写和知识普及为主，有一定数量的深度报道，健康行业报纸以知识普及和广告为主，前面讲的这个抑郁症，后面都开始突然猝不及防开始卖药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报道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个案报道占到47%，抑郁症的知识普及占到31%，抑郁症的状况关于整个行业的报道占到13%，医疗体制相关和民众对抑郁症的态度仅占3%。党报抑郁症知识占到40%，抑郁症的情况占到21%。市场化报纸以个案报道为主，因为市场化报纸它主要是靠销量来赢得整个的利润，所以它基本上都喜欢写故事，市场化报纸更加关注个人的抑郁症患者的个人经历，典型的事件性导向。行业报纸主题的聚焦，主要是对抑郁性知识进行这种科普，占到76%，整体呈现出波动的变化的趋势。个体报道2011年后出现波动性下降，抑郁症知识的报道科普反而是有波动性上升。然后抑郁症的报道以2012年为界，先减后增，民众对于抑郁症态度和医疗体制相关的报道虽然波动，但是总量仍然是非常少。
我们来看他们的报道框架，什么叫人性化框架？就是能够看到抑郁症病人这样一个人群。第二个叫科学框架，就是会给你讲它的病理学，讲它的一些科学知识，这种是逐渐的上升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框架波动性上升，但总量仍然较少。所以总结一下，议题呈现出科学化和理性化的报道趋势，多采用科学框架培养公众对抑郁症的客观理性认知，更加具有人文关怀而非过分渲染深情的个案报道也是非常必要的。社会公共议题报道框架讨论不足，缺乏更加深刻制度性层面和政策层面的探讨，无明显框架或单一分类的报道增多，这类指向不明的信息可能会误导公众，尤其在新媒体时代。当然，消息来源多元化，不同的报纸来源类似：40%的消息是来自于专家和专业性机构，这是最多的消息来源，其他的消息来源占到近三成。也就是很多报道并没有标注或者是无法辨识这些抑郁症相关的知识是哪来的？我们连来源都不知道，所以它是否是正确的？是不是正确的知识也不太了解也不太清楚。来源不明的报道，专家的声音可能出现信息错误，不利于我们的受众形成正确的认知框架，缺乏新闻事实报道的来源、关键性细节和具体情况会影响到整个报道的质量。那么再按照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中性报道，你发现中性报道居多，44%基本上是中性报道，其次是负面消极性报道，也就是会把它作为一个噱头。当然打造市场化媒体其实还不太一样，尤其是市场媒体尤其恶劣一点。比如说《南方都市报》有时候会说这样的一些题目，“两次下毒不成家，儿子捂死他亲妈”，然后冒号感叹号的。还有“一产妇抱男婴坠亡疑产后抑郁”，这样一些题目。
所以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当前来讲，不同的报纸对抑郁症的报道整体来讲是偏少的，而且近年来波动下降，重视力度不够，没有进入到普遍的大众化和主流媒体的报道视野，仍然是处在报道框架当中，是在知信行模式当中提供一些知识的起步阶段，还没有实现帮助公众改变自身的行为，没有产生这种干预力量。商业竞争非常激烈的背景下，突出抑郁症和患者的危害，夸大由此引起的不良社会后果在市场化媒体当中表现比较明显。将抑郁症患者塑造成一种危险暴力的形象，这种形象建构的一种新风险，媒体没有突出强调专业治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甚至无意中表达出一种轻视的态度，忽视了除了心理因素之外的其他的抑郁症，实质上是一种具有生理性基础的疾病等等。所以对于发病原因缺乏专业全面的解释，在个案报道中，对于抑郁症患者的行为动机解释模糊不清，以短消息的报道形式，出现碎片化的信息难以满足受众的认知需求。较大部分的报道信息无法辨别或没有交代来源，缺乏细节和真实性的保证等等，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在报道当中还有非常多谈到建议，在未来如何提高重视程度。所以更加严谨的健康传播的体系，科学公正的价值，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比如在微观层面，消息来源要注重权威性和可信度，报道的内容要如何更加的准确和生动，报道的手法如何更加客观等等。这是在这个微观层面的一些讨论。第三部分也不展开了，互联网时代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个时间关系留给更多的时间给各位大咖进行这种跟大家交流，那我先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