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媒体：法制周末

发表时间：2016年09月28日

作者：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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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尚善“奔跑吧抑郁”上海跑团，由林优(左二)提供。 资料图

 

　　采访手记：

 

　　得知我要做关于抑郁症的报道后，不少朋友同学都主动冒出来告诉我他们身边就有抑郁症患者，很痛苦，或者他们自己就曾得过抑郁症。

 

　　这很出乎我的意料。与张进老师在安定医院所感受到的一样：沉默的大多数。

 

　　然后再一想，也不应当出乎意料啊。全球第四大疾病。

 

　　若按《柳叶刀》两年前的估算，每50个中国人当中，就会有3名至4名抑郁症患者。而精准的数据无法统计，因为另有报道称，九成患者都不愿到医院接受治疗。

 

　　为什么呢？这种普遍的病耻感从何而来？阻挡抑郁症患者坦然接受医治的障碍里，是不是就有你我他？你会否关注着抑郁症、同时心底仍带有几丝观看奇闻轶事般的陈见？

 

　　一名抑郁症患者站出来，公开自己的病情和经历，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这是否也与社会环境有关？

 

　　所以，我想通过采访澄清一些关于抑郁症的真相。比如：它不是精英病，也不会一定导致自杀，得了抑郁症一定要先去医院确诊，等等。呈现给大家的也许不够详实严谨，但还是想尽滴水之力。

 

　　抑郁症是大众疾病，却是小众话题。问题出在哪里？

 

　　美国抑郁症喜剧演员Kevin Breel说：抑郁症是社会的伤口，我们以为给它贴上创可贴，就可以无视它的存在。我们认为抑郁症是别人的事。

 

　　也许抑郁症确实是别人的事，然而关注心理健康，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做的。因为它与生理健康同样重要。

 

　　我很同意林优的观点：通过关注抑郁症，我们应当学会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关注身边爱的人的心理健康。

 

　　9月16日，演员乔任梁自杀；9月20日，中山大学诉讼法学教授蔡彦敏坠楼身亡。短短五天内，演员、学者之死将公众的目光再次引到抑郁症上。

 

　　借着热点，各类有关抑郁症的文章蹦上头条，旧报道也被翻出，真理与误解同在，关爱与消费齐飞。

 

　　公开资料显示，据统计，抑郁症目前已成为世界第4大疾病，2020年将成为影响人类的第2大疾病，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然而抑郁症可以预防，也可以治疗，它被描述最多的，是“情绪上的一次感冒”。

 

　　然而对于这场“情绪感冒”，社会层面的认知与姿态，却依然不乏尴尬与不解，甚至讳莫如深。

 

社会的伤口

 

　　“对于抑郁症，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是，人们认为它是当生活出现差错时会难过，但那是悲伤，是非常自然的人类情感。真正的抑郁，不是生活出了差错时悲伤，而是生活一切都好的时候悲伤。”

 

　　9月25日，“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的微信公众号推送了美国抑郁症喜剧演员、作家Kevin Breel的TED演讲视频。视频中，Kevin提出了这一普遍误解，并将抑郁症比喻为“社会的伤口”。

 

　　“但我们习惯于给它贴上创可贴，假装它不存在。”他说。

 

　　“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的管理者庄超，是一位曾经的抑郁症患者。2008年春，他从老家济南来到北京工作，吃完最后一个月的抗抑郁药，再也没有想过自杀。如今，他带着太太来接受采访，讲述自己的患病经历时，一脸坦然。

 

　　2000年，庄超17岁。在经历过一系列焦虑、强迫症状后，他终于被抑郁症击倒。高考前最后一个月，他的躯体症状是高烧不退，最后被父母拖去考场，“考完最后一门英语就瘫了”。

 

　　想自杀是在大学军训后。他想退学，老师坚持只给他休学。

 

　　从2000年11月到2001年8月底，庄超休学在家，下床都一度十分艰难。“也有朋友同学来看我，但有些人具体说了什么，我当时都不记得。”

 

　　彼时，庄超和他的父母都对抑郁症知之甚少。如今回头看，他说自己当时的状态应该是“亚木僵”。

 

　　抑郁的木僵状态即抑郁症的精神运动性阻滞，典型表现为行动迟缓、精力减退、缺乏动力。病人对周围事物不感兴趣，对生活工作没有热情。轻者言语和动作明显减少或缓慢、迟钝，称为亚木僵状态。

 

　　“这是我病情最严重的阶段，但不是最痛苦的，因为感觉不到痛苦。”庄超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最痛苦的阶段，是复学以后。

 

　　重返校园是他下定的决心，“反正横竖都没希望，就豁出去了，大不了死，在家躺着也死不了”。学校对他格外照顾，帮他安排宿舍、精心挑选室友。他变得超级敏感，“即使室友们没有说我，我也会觉得他们在那边说我”。

 

　　庄超“报复”的方法是扔室友的东西，包括存折，反复扔。被发现后，没有人责怪他。老师每周找他谈心，同学依旧照顾。

 

　　“学习是完全学不进去的，整个大学期间，我的痛苦也没有减轻，但感觉慢慢地，心里注入了爱。我心里有爱了。”庄超说自己运气好，没有碰到有些郁友遭到的不解或歧视。

 

　　乔任梁自杀事件发生后，对于抑郁症的关注蜂拥而上。庄超反倒不想多说什么了，他有些担忧地告诉记者：“乔任梁的事情之后，我有几位抑郁症朋友复发了。”

 

　　对于抑郁症，最大的社会误解曾一度是——认为这不是病。在庄超看来，如今这种误解正在消除。抑郁症患病率走高，治疗方法也愈发多样，加之“名人效应”与自媒体时代的信息轰炸，抑郁症终被拿到台面上科学剖析。

 

不是精英病

 

　　从张国荣、崔永元、张朝阳、徐小平、毛大庆、陈坤、徐行，再到如今的乔任梁。越来越多的“名人”或曰“成功人士”被报或自称患过抑郁症。他们的痛苦与抗争，推动了抑郁症以愈发客观真实的面貌被社会公众所认识、接纳。

 

　　2014年的一则消息称：“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人数高达100万人；2009年《柳叶刀》上一篇流行病学调查估算，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按此比率，每50个人中，就会有3到4名抑郁症患者。

 

　　“抑郁症的生理原因是大脑中的神经递质衰减。通俗来讲，就是某个负责分泌快乐激素的腺体不分泌或者分泌过少。至于为什么会衰减，就很复杂了。”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上海分部负责人林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2014年2月起，林优开始接触抑郁症公益，在她看来，抑郁症的个体差异很大，成因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好像就很不容易得抑郁症，在边上溜达一下，就又回去了。”

 

　　庄超也对记者反复强调：“每个抑郁症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我的症状只能代表我自己的情况。”

 

　　这一年密集接触抑郁症患者，让林优感觉到，90%的患者都有原生家庭的问题。至于有无群体特征，她和庄超均分别表示：没有明显特征。

 

　　“不管是小孩、成人，每个人都可能与抑郁症不期而遇。”这句话曾一度在网间流传。

 

　　“男女老少、精英底层都可能得抑郁症，不分年龄、不分阶层。工作压力大的行业会比较容易激发抑郁症，但也没法说哪个行业一定是高发区。”林优说。

 

　　庄超亦强调，抑郁症面前，“人人平等”。“只是在一些人生阶段更容易激发，比如青春期、产后、更年期。在一些特定群体也相对其他群体更容易激发，比如贫困群体。”

 

　　早在两年前，《齐鲁晚报》曾做过一篇名为“最大的抑郁症群体是贫困者”的报道。

 

　　文中提及：“当上班族在微信微博上宣泄着压力和不满时，有一个群体仍在默默地承受着病患带来的痛苦。他们是贫困群体，是社会上最大的抑郁症人群。在接受社会救济的人群中，他们的发病率是总人口患病率的三倍。”

 

　　林优亦表示：“相比而言，农村低收入阶层的得病率是偏高的，只是少有人去关注他们。”

 

不要脱离社会

 

　　抑郁症是灰色的。庄超如是说。

 

　　来到北京后，他逐渐发现，同病相怜的人不少，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于是，他开始不断举办线下活动。那段时间，除了上班，他就是在搞聚会。公司楼下的小饭馆，他吃了上百顿饭。

 

　　慢慢地，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感受到了郁友之间的互助带来的许多益处。2012年，他认识了现在的太太，也开始第一次思考未来。“我感觉自己治愈了。以前都是活一天算一天，只是上班和搞聚会。这时我开始对生活感兴趣了。”

 

　　庄超坦言，自己的病情有些特殊，那就是“药物无效”。

 

　　“我并不是说药物治疗无效，药物和电休克，都可能有效，也可以救命。只是我个人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特意强调，由于个体差异性的巨大，药物对于有些抑郁症患者就很有效，而对另一些患者就可能是杯水车薪。

 

　　庄超介绍，治疗抑郁症的辅助手段有很多，也因人而异，比如跑步、心理咨询、郁友互助、甚至是做家务，都有可能有效。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一定要先去专科医院诊治”。

 

　　林优也持类似观点。

 

　　如今在上海参与组织抑郁症跑团的她对记者说：“得了抑郁症，首先需要去医院确诊，再遵医嘱采取医疗措施，而不是直接去跑步，那样只会耽误病情。跑步也是辅助手段，并不能治疗抑郁症。”

 

　　能定期坚持约跑的郁友并不多，林优可以理解，“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坚持一项看上去又累又无聊的运动”。就她观察，轻度抑郁症的跑步人数是最多的，“如果是重度，因为没有行动力，连出门都困难，就别说跑步了”。

 

　　为了激励郁友，抑郁症跑团群实行打卡制，累计次数多的跑友会得到奖励，以及参加其他活动的优先权。

 

　　其他活动，包括正在计划中的互助小组。

 

　　“我们的小组是倾诉类而非治疗类的。互助很有益。社区互助是抑郁症治疗里的一个有效的辅助手段。大部分郁友都很孤独，他们希望找到有类似经历的人，因为确实没有得病的人，很难感同身受。”

 

　　亦如庄超所言：“你不在我的位置，就不会知道我是怎么活的。”

 

　　带病生活，不要脱离社会，是庄超给抑郁症患者的一个小建议。如今，他也爱上了跑步，虽仍有些广泛性焦虑，抑郁却没再复发。

 

抑郁症自杀

 

　　“每隔30秒，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某个人就会因抑郁而自杀。他可能只和你隔着两个街区，也可能隔着两个国家、两个大洲。”在TED演讲中，Kevin Breel这样说。

 

　　庄超也想过死。他曾站在楼顶上想要跳下去，也曾偷攒安眠药。可等攒够了，他又想要奋斗一下，不想死了。

 

　　“人是矛盾的，而自杀和抑郁也不能画等号。”庄超说，想到为自己一夜白头的父亲和辛劳付出的母亲，他会想再坚持一下。而最本质的救命稻草，他觉得，是自己从六七岁就产生的死亡恐惧。

 

　　9月24日，林优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不是所有抑郁症都会自杀/有自杀倾向。也不是所有自杀的人都有抑郁症(很多其他心理/精神问题也会导致自杀)。”

 

　　“最近一些文章都在表达一个意思：抑郁症会导致自杀。”林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这让她很无语。

 

　　因抑郁导致自杀的研究中，有一个U形理论，即患者在变动期最容易自杀。“比如从轻度往中度过渡时，以及从重度往中度恢复时。”林优介绍，“而且，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很复杂，有些患者就没有自杀倾向。”

 

　　随着“某某名人因抑郁症自杀”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不足够了解抑郁症的公众不免认为二者有着绝对的因果关系。庄超对此有些担忧。

 

　　1970年代，有科学家曾发表了一项研究，将新闻媒体对自杀的报道或娱乐媒体对自杀的描述而引起模仿性自杀这一现象，从奇闻轶事升级为学术话题。

 

　　这项研究回顾对比了美国媒体在头版报道中有自杀案例和没有自杀案例的月份中的实际自杀数量。结果显示，在研究所回顾的20年间，有33个月媒体在头版刊发自杀新闻，其中26个月里实际自杀数量有明显增长。

 

　　自从该研究问世后，几十篇关于模仿性自杀的研究在学术界发表。这些研究都得出一个类似的结论：媒体的自杀报道可以引起模仿性自杀行为。

 

　　也因此，2008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媒体该怎样报道自杀”的意见。其中提及以下一些内容：

 

　　避免使用将自杀耸动化或正常化的语言，亦避免将自杀呈现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避免将自杀新闻放置在显著位置，亦避免不正确地复述自杀事件；

 

　　避免详细描述已致死或未致死之自杀所使用的方法；

 

　　避免提供发生已致死或未致死之自杀的具体地点；

 

　　谨慎设置标题；

 

　　谨慎使用照片或视频；

 

　　报道名人自杀时格外小心；

 

　　对自杀者家属给予相应的关怀；

 

　　提供求助信息；

 

　　把握机会对公众进行自杀教育

 

　　……

 

　　“自杀是对自我的终极否定和终极攻击。而抑郁症患者会否因为看到媒体报道或身边发生的自杀事件，从而触发抑郁，还是因人而异的。”林优说。

 

最重要的是心理健康

 

　　“在安定医院人头攒动的候诊大厅，我看到了一张张有着中国各地特征的愁苦不堪的脸。他们显然是舟车劳顿，辗转来到这里；东张西望，局促不安，一脸的惶惑和惊惧。他们经常长时间枯坐，如泥雕木塑。看着他们，我脑海里掠过王小波的一句话——‘沉默的大多数’。”

 

　　这是财新传媒编委张进笔下的医院诊室。在经历了一场抑郁后，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集结成书公之于众，同时投身到抑郁症的科普事业当中。

 

　　庄超佩服张进，他能理解那其中极度的痛苦，以及与之抗争的顽强意志力。

 

　　2011年，一部名为《丈夫得了抑郁症》的日本电影赢得了观众赞誉。影片完整记录了妻子小晴协助丈夫高野一同战胜抑郁症的全过程。片中，高野曾对小晴说：“对抑郁症的偏见和误会太多了，我怕没人能理解。”

 

　　病耻感，几乎是整个人类社会在面对抑郁症时的一大障碍。KevinBreel也在聚光灯前表示：“坦诚地说，站在这里公开，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是如此能够接受身体其他部位受损，除了我们的大脑。这是纯粹的无知。这种无知是因大家不了解抑郁症，不了解心理健康。”

 

　　“抑郁症本属于小众话题，虽然从得病人数上来说，已经算是大众疾病了，但在社会上还是讳莫如深的。”林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在她看来，这种讳莫如深，根源在于大众对精神疾病的恐惧和不了解。“也有些传统观念的影响，神经病在中国是骂人的话嘛。”因为由此产生的病耻感，她接触到有相当比例的抑郁症患者，拒绝去医院或者接受治疗。

 

　　“大部分患者有很强烈的病耻感，尤其是男性。很多人连至亲都不愿意透露，平时像正常人一样，但内心十分痛苦，然而就是不愿意去就诊。”林优说。

 

　　今年4月，张进在博客上更新了一篇有关病耻感的文章，其中列举14条。

 

　　“病耻感可分为社会病耻感和自我病耻感。前者是指社会公众对患者持有的歧视性态度；后者是指患者因社会病耻感导致的羞愧、恐惧、自罪、丧失自尊等负性情感体验；

 

　　关于是否公开自己的病情，首先应该确立一个原则：疾病属于隐私，受私权保护。任何人和机构，都不得强迫患者公开自己的病情；

 

　　归根结底，病耻感不是患者独立产生的，公众的态度作为大环境，是决定性的。所以，向全社会普及精神健康知识，极为必要。”

 

　　林优感觉，当前对于抑郁症的社会大环境，“看上去包容，其实并不十分友善”，“尤其是在中小城市”。这让患者公开病情有诸多风险。“如果要一个人从完全不明白到接受理解抑郁症，目前来看有点难，很多郁友本身都做不到这一点，传统观念十分顽固的。”

 

　　“社会层面，理解就可以了，但不要过度理解；知道抑郁症是病，会带来极度的痛苦，但也能治；政府部门和公益机构愿意提供帮助，就够了。”这是庄超的看法。

 

　　尊重与接纳，林优并不将其放到第一位。与Kevin Breel在演讲中的观点极为相似，她希望首先能够改变这个“不了解、不重视心理健康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对心理疾病的重视。重视了，自然就尊重了，也就不会有病耻感了。我的意思是，抑郁症公益并不是号召大家来关注弱势群体，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关注身边爱的人的心理健康。”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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