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有一句名言：“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丘吉尔之后，“黑狗”便成了英语世界中抑郁症的代名词。

　　直到今天，温斯顿·丘吉尔还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像我们这些在20世纪40年代听过他演讲的人，有哪个人不觉得，自己能够逃过纳粹独裁的魔掌，还得多亏他的那份胆识;即使在全世界男男女女的眼里，他也是一个象征，是大勇的化身。但是，丘吉尔到底也只是一个人，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有着相同的需要、本能、希望与恐惧。对于一个伟人来说，揭开其人性的一面，说他跟平常人一样，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也有瑕疵，并无损于他的伟大。

　　丘吉尔虽然出身于贵族之家，又有社会地位，在他早年的生活中，却也有他一辈子想要克服、最后却无法如愿的缺憾。如果没有这些缺憾，他可能会更快活些、平凡些、安定些，但也可能就没有那么伟大。要是他是个四平八稳的人，可能也轮不到他来唤醒英国的国魂。

　　1940年，眼看英国一败涂地，换作是一个头脑清晰的领袖，可能已经宣布放弃了。政治领袖最惯于唱高调，即使选举大势已去，或自己所支持的政策已经无力回天，不到最后一刻，他们还是会向支持者发出希望的讯息。在1940年，任何政治领袖，尽管内心已经彻底绝望，多半还是硬着嘴皮子为英国人打气，只有一个人，了解并面对过自己内在的绝望，反而能够在那一刻接受残酷的现实，也只有这个人，知道如何在绝望中抓住一线希望，在敌人团团的围困中，斗志反而燃烧得旺到了极点，能够将悲情的现实转化成大无畏的话语，在1940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夏天，支撑住我们，不至于倒下去。丘吉尔就是这样一个人，正因为他终其一生都在跟自己的绝望战斗，只有他才能够告诉别人，绝望是可以战胜的。

　　一如其先祖，第一位马尔波罗公爵，丘吉尔也长期罹患忧郁症，并不时发作。要了解他的性格，这一点千万不能放过。他把忧郁症叫做“黑狗”，而这也正是他自己的绰号，由此不难想象，他跟忧郁症还真是形影不离。在与忧郁症的对抗中，丘吉尔大半辈子都做到了坚持不懈，但年老体衰加上脑血管硬化，最后还是使他放弃了抵抗。苟延残喘的最后五年，他忧郁得一蹶不振，以致莫兰爵士为他作传都不得不留了一手。活到九十岁，对丘吉尔来说，毋宁是命运对他残酷的作弄，因为那只曾经驯服、听话的“黑狗”，最后还是击败了他的斗志。

　　在大人物当中，饱受忧郁症折磨的，丘吉尔并非唯一一个。在性格上，歌德如此，舒曼也不例外，叫得出名字来的还有一大串，包括雨果、伍尔芙、马丁·路德、托尔斯泰。非凡成就与忧郁性格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深入探讨，但几乎可以确定，对某些人来说，忧郁症就有如一条鞭子。当忧郁排山倒海而来时，整个人陷入幽暗的谷底，让人感到精疲力竭，完全失去活动能力。因此，为了避免掉入这种悲惨的状态，在尚未错乱到无可救药之前，病人非得强迫自己去活动，不让自己有片刻休息或放松，如此一来，反而成就了大部分人无法完成的大事。这一切都只因为他不能让自己停下来，一停下来也就完了。到底有多少人的伟大成就和忧郁症的频频发作有关，我们无法确知，因为一般来说，多数人都将这种事情掩饰得很好。

　　丘吉尔正是如此，要他承认有忧郁症，门儿都没有。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有待厘清：第一，忧郁症的频发跟遗传究竟有多大关联;第二，童年环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即使以遗传学发展到今天的情况来看，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不过说到丘吉尔的个案，若说这两个因素都脱不了干系，倒可说是八九不离十。因为，就我们所知，在他的先人当中，至少有两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就是深受这种情绪恶疾之害，而且某些证据显示，他们还不是家族中仅有的受害者。罗斯在写到第一位马尔波罗公爵时，说道：马尔波罗的感受力特强，简直可以说是最敏感的接收器，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印象。十足艺术家一个，心情起伏很大，忧郁一来，冲动就跟着来，头一痛起来，什么事都不能做，他却必须百般强忍，以致这种习惯性的压抑根本就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却也正是其可贵之处。

　　1705年，这位公爵写道：“过去十天，纷至沓来的绝望使我烦到了极点，我甚至觉得，情况如果再继续个十来天，铁定可以把我给整死。总之，我已经不耐烦活下去了。”这种不耐烦，在他的书信中也常常提到：“我沮丧到了极点”，“我的至爱，可怜可怜我，爱我!”虽然我们可以说，在巨大的压力下，很多男人也会写出这样的句子，但马尔波罗公爵可是当时响当当的军事指挥官，居然如此摆荡于悲喜之间，实在出人意表，而亲眼目睹的历史家还不只罗斯一人而已。丘吉尔自己的观察则是：“有时候，他大胆得过了头，有时候却又谨慎得离谱。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态，从彼到此，说变就变，一点也不含糊。”

　　丘吉尔的另一位先人，他的父亲伦道夫爵士，也有着相同的性情。关于他，罗斯是这样写的：做起决断来，虽然又快又有力，但他的判断却不怎么可靠，总是一厢情愿又冲动，最要命的是，缺乏耐性。要是耐得住性子，一切都会上轨道得多。他生就艺术家的脾气，用今天的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躁郁轮替——飙起来的时候，精神、精力都飙到最高点，荡下去的时候，情绪、信心都荡至最低。这种起伏不定的节奏，有创造力的人都会表现出来，尤以艺术家为然。这种强烈的艺术气质，我们不仅在他身上观察到，也在他儿子的身上看到。

　　凡是具有艺术天分的人都会表现出躁郁轮替，就这一点而言，罗斯显然是错了，因为在这类人当中，有些人在性情上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倒是对丘吉尔的诊断，罗斯却没有看走眼。

　　在这方面，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值得一提。这个人也叫温斯顿·丘吉尔，是第一位马尔波罗公爵的父亲。这位忠心耿耿的保皇党，在国王的人马兵败于东德文之后，退隐乡间，专心著史，撰有《分享不列颠：论岛上诸王之生平》。对这位先生的个性，我们所知虽然不多，罗斯却有如下的描述：“郁郁寡欢，就跟那些仕途不得志的读书人一样，读书写作多少让他得到一些慰藉……他的精神可没被打败，浇不灭的热情在作品中熊熊燃烧。”晚出但却更有名的温斯顿，在官场失意时，采取的策略居然如出一辙;当一个有着那样性情的人，无法身居要津，在对抗忧郁症的威胁时，我们还真要感谢创造力为他们提供了最有效的利器。

　　布伦丹·布拉肯说，最后面的七个马尔波罗公爵中，有五个患有忧郁症。此一说法，虽然布拉肯说资料是取自罗斯的著作，但在后者的作品中似乎很难予以证实。总之，这种更替性精神病的性情，亦即情绪极端摆荡的倾向，看来确实是遗传给了丘吉尔。

　　搁下丘吉尔的遗传问题之前，不妨来看看他那副天生的体格。说到体格与性格，尽管不是必然有关，其间的瓜葛却也不能完全排除。人的体格结构与外形，遗传的因素大于环境，心智模式则不同，抚育与教育的影响要大得多。人天生的体格虽然会有某种程度的改变，基本上还是遗传的印记。

　　丘吉尔的生命力显然极强，活到了90岁。80岁时，逃过一次心脏病发作、三次肺炎、两次中风，外加两次手术。他一贯吃喝无度，烟抽得极凶。直到古稀之龄，很少听他喊过累。然而，这种异于常人的体魄，却不是来自一般人那种天生的强健。说起来，他反倒是生就一副弱不禁风的体格。莫兰爵士这样描述道：“在学校，我看到的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男生，总是受欺、挨打;长大成人了，还是身材矮小，骨瘦如柴，一双手细白得像个女人，胸口无毛，讲起话来吞吞吐吐，有点结巴。”

　　1893年，丘吉尔一封发给桑赫斯特的信是这样写的：“我这副该死的烂身体，一累起来，简直一天都撑不过去;但若继续在这里待下去，应该会长得强壮一些。”身高不过五尺六寸五(约1.69米)，胸围三尺一，按照桑赫斯特的标准，他根本不及格。诗人布伦特1903年认识丘吉尔时，形容他“小头方脑，其貌不扬”。他一贯精力充沛，有时甚至不免毛躁，可不是因为天生身强体健，而是人小体弱激发出来的那股子心劲。年轻时就喜欢冒险，在法国还差点儿把命给丢掉，鲁莽起来，害得旁人也身陷险境，无非都是要表现自己有多么勇敢罢了，但那绝不是发自内心的，只是一种补偿作用，想要证明连自己都没有把握的勇气。

　　人人都免不了会害怕。但是，体格生来强壮的人通常比较笃定，也比较不当一回事儿。丘吉尔胆大过人，但比起那种天赋体健而具备的内在优势，他的勇气却又更胜一筹。就读中学预备学校时，男同学拿板球砸他，吓得他躲到树丛后面，这次经历成了他记忆中难以忘怀的羞耻，早早就痛下决心，绝不再示弱，也绝不再输给别人。18岁那年，在表兄弟与兄弟的追赶下，为了不被逮到，奋不顾身，从桥上一跃而下。那一跳，足足有29尺之高(约8.8米)，结果摔裂一个肾脏，三天昏迷不醒，卧床将近三个月。丘吉尔这种“匹夫之勇”可说全来自一种决心，为的是要克服先天的体格弱小，这就好像古希腊时代的德摩斯梯尼，传说这位雄辩家之所以能言善道，全是因为要战胜自己的口吃，是一种意志力的表现。

　　节选自《丘吉尔的黑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