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上午，我们召开了“全国抑郁症援助地图”项目的第一次专家组会议，重点讨论“全国抑郁症援助地图”的数据甄别原则标准以及如何促进专业医疗机构与心理咨询机构协同治疗等问题；下午，我们邀请参会的专家代表、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教授和昆明医学院许秀峰教授到鸿芷咖啡馆，我们的尚善公益沙龙上做了一次“抑郁症防治的未来”的精彩分享。本文即根据王刚教授现场发言整理摘编形成。
一开始以为是一个教室一个会场，来了之后发现是一个咖啡馆，平生第一次在咖啡馆谈学术的问题，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我们可以进行很好的对话，更多的时间我们做交流。今天我想把抑郁症防治目前的现状，特别是国内在抑郁症诊治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大家分享，未来怎么做也提了一些设想，尽可能不讲深奥的学术问题，尽量通俗易懂。
先介绍一下我个人大概的情况，国内读了本科硕士博士，在美国做了三年的博士后，博士后期间主要做基础研究，在实验室，也是围绕着抑郁症、双相障碍，情绪障碍做的。04年回到国内，回到北京安定医院工作，06年初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抑郁症治疗中心。说是抑郁症中心，但是我们这个中心主要围绕所有的情绪障碍开展治疗，规范的名称应该叫情感障碍中心。为什么叫抑郁症治疗中心？我觉得这个名字是说给公众听的，公众可能知道抑郁症，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双相，我要写情感障碍中心，可能很多感情有问题的全找我了，所以我起一个名字还是要公众听得懂，所以叫抑郁症治疗中心。这个中心发展到现在规模从100张床位到现在将近200张床位，06年刚成立中心的时候我们做过统计，当时安定医院门诊和住院的患者70%到80%都是精神分裂症；这个中心成立三年之后这个数字有了明显变化，门诊和住院患者50%、甚至50%以上都是情绪障碍——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社会需求，一个重要的社会需求。
抑郁症防治的现状
这个图有时候跟媒体记者讲我也老用，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发明家他们他们得情绪障碍的可能性大概发生率在20%到40%，高发病人群。大家可能知道的梵高、柴可夫斯基、马克吐温等等都是情绪障碍的患者，甚至他们有很多人，这些伟大成就都是发生在情绪障碍当中的一个情感比较高涨的时候，创造力极大的激发，但是他们的命运往往比较悲惨，他们以自杀为结局，梵高、海明威都是这样，海明威他的自杀是被描述成跟命运和现实的抗争，没有那么伟大，就是得病死掉的，从医学的角度和历史学家、文学家解释不太一样。
抑郁症我们不说术语，简单的理解就是情绪障碍的一种，而且抑郁症的情绪障碍每一次发病都是以情绪低落为表现，这是一个核心特征，抑郁症的其他（躯体症状）都具备了，但是我心情很好，那不叫抑郁症。
大家提到抑郁症大家容易联想到自杀，抑郁症患者出现自杀的想法比较多，形成自杀计划的相对少一些，还有一部分人最终有自杀的行为，自杀行为里面又有自杀未遂和自杀成功，抑郁症最后有多少实施了自杀和成功的自杀，世界各国的报道不一样，10%的抑郁症的患者最终是以自杀为结局，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精神障碍。
抑郁症的患病率有多大？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的报道数据是全球范围内超过3.5亿的人患有抑郁症。世界各国的流行病学调查给的数字不一样，我们国家四个省市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汇总在一起进行的分析，包括山东、浙江、青海、甘肃，是加拿大常年在中国的学者，他把这些汇总起来做了一些分析，认为中国的抑郁症患病率是6.1%，大家算一下，6.1%这个数字背后大概多少人。这个数字因为涉及到流行病学的数字，一定要先通过国家卫计委的认可，必须是中国的研究者做的才能去发布，所以他做的这样一个分析国家并不认可，但是我们学术界认为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谈到精神疾病就是精神科的问题，这是不对的，在国外精神障碍是融入到整个医学体系当中的，得了肿瘤相当一部分最后会出现抑郁，甚至肿瘤在复发的时候抑郁患者更多，很多肿瘤专家跟我们沟通和合作，他们说“我们那里情绪障碍的比例特别高”，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治疗。
抑郁症跟很多病共同存在，不仅仅是源发的精神病障碍，还有继发性的精神障碍。抑郁症防治应该融入到整个医学体系当中，成为整个医疗的一部分。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读博士后时我跟我爱人在国外，第一个小孩三四个月的时候胎死宫位了，美国的医生过来第一件事情过来说什么？他问我们选择牧师还是心理医生，我说我没有宗教信仰，他们给安排了心理医生过来。这体现了一种整体的医疗模式，或者一种比较现代的医疗模式，关注的不仅仅是你躯体的健康，同时关注你心理的层面，国内的医院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甚至没有意识来做。说你给诊断了一个晚期肿瘤考虑是不是让心理医生介入，没有的。
抑郁障碍的复发率多高？中国的抑郁症防治指南所引用的数字，抑郁症患者50%到85%是要复发的。我们在门诊看病跟患者沟通，说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一辈子有50%的可能有一次发作，坏消息是50%的可能不止一次发作，如果这个患者经历过多次发作而且没有经过长时间的维持治疗，复发几乎100%。第一次发作之后第二次复发的风险有多高，第二次之后第三次有多高，我们几乎可以认定以前有过三次了，第四次发作的风险几乎是100%，如果没有进行有效维持的话。
抑郁障碍的自杀率有多高？国外做过长期的追踪10年的随访，他们当中是4%到10.6%，这是成功实施的；国际上普遍认同的抑郁障碍的终生自杀风险数据是6%，但单世界各国的报道不一致。
很多人谈到疾病负担不会想到抑郁症，但是实际上抑郁症的疾病负担比糖尿病、脑梗、肝癌、肺癌都要高，世界卫生组织讲抑郁症的疾病负担到2020年是第二大疾病负担，现在已经是了。精神障碍有一百多种，最新版的美国精神病学分类里面是150种以上，这些精神障碍当中，抑郁症的疾病负担，占了将近一半，抑郁症加上一个双相障碍就占了50%。双相障碍顾名思义，就是情绪有时候低有时候高，两个临床项我们叫双相；抑郁症是单相障碍，每次发病情绪低落，双相跟抑郁症是整个情绪障碍里最常见的两类疾病，这两个病加起来50%。
抑郁症经济负担来自于哪儿？吃药、看病，不是的，在整个经济负担中药物治疗占的负担只占3%，大部分不是来自这里，住院治疗占的高一些19%，大概医疗的比例、门诊、住院、药物加起来切掉了四分之一左右。抑郁症大部分经济负担是来自于患者工作能力的下降，他没有办法工作，他的生产力下降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据了很大一块。药物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降低抑郁症的疾病负担靠拼命砍药价没有意思，砍半天就这一块。看抑郁症如果说单纯的用药真的不贵，一个月花费几百块钱，哪怕用进口的一些药物也不是很离谱，一千多块钱也可以解决，而且现在医保，治疗抑郁症的药绝大多数都是医保可以覆盖的，都可以报销。
跟抑郁症相关的一些数字不一定前后吻合一致，因为来源不一样，研究方法和研究人群不一样，我们展现给各位朋友希望大家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
关于抑郁症对职场人士的影响。全世界有12个国家共同参与的IDEA研究，在中国也采集了一千例的样本进行调研。中国的抑郁症患者有70%因为抑郁症休病假，欧洲是50%，相差20%，反映了什么问题？至少我们能说明在及时的就医方面我们跟欧洲有差距，得了抑郁症中国70%的人选择是休息（而不是及时就医）。抑郁症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群一边治疗一边工作，除非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工作能力丧失。
我们说抑郁症核心症状是情绪低落、精力的减退，但公众人群他们不这么看，问他抑郁症导致休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大家发现情绪低落不占第一位，第一位是注意力和记忆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红色的是他们没有办法工作的理由，注意力集中困难，健忘，犹豫不决，难以计划每日的工作。
如果问工作人群说身边的人如果得了抑郁症带来什么影响，他们回答的都不是跟疾病相关的，首先回答的是工作中个人生产力的下降，工作效率，工作能力的下降，前面我们说的疾病负担占比从这一个调研当中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的疾病负担来自于生产力的下降，无法工作。
抑郁症就诊率为什么低？
抑郁症现状我们说了好多，在国内抑郁症诊治方面的现状是什么？我昨天晚上简单的归纳了一些，可能不全面。低就诊率，就诊率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2003年安定医院完成了北京地区的抑郁症流行病学的调查，里面有一个就诊率的问题，10%，差一点还不到10%，这是北京地区的抑郁症患者就诊的情况。我们说大多数抑郁症的患者是有自制力，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尽管这样就诊率非常低。12年以后什么情况？就诊率提升非常有限。就诊率为什么低，我大概分析了一下原因。
公众疾病知识的欠缺，我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没有这些方面的疾病知识，刚才跟记者朋友了解，他到网上搜抑郁症的信息，找不到特别权威的发布，这些信息也都是让他看得云里雾里，我们作为专业人士看网上很多信息是错误的，那些信息发布讲着讲着就说到了保健品，什么诊所，商业目的都在里面了。有时候跟媒体朋友讲，你们专家应该做一些这些工作，专家真的挺想做，专家并不满足就治疗一个病人，我们想跟整个群体做一些事情，但是专家真的没有时间。但是我们也在计划，是不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和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也做一个抑郁症的网站？不干别的，就是做权威的科普知识的普及，给公众一些正确的认识。疾病知识欠缺这是大问题，不认为这是一个疾病状态，他会觉得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意志品质的问题，想来想去不往这想，很耽误事。
还有一个就诊率低的原因还是病耻感、社会歧视。我们安定医院的名气可能太大，人家都躲着你，影视作品，安定医院一直是被调侃的对象。精神障碍的患者本身，甚至精神专业的从业人员经常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当时我考上大学到安定医院工作，我们中学同学聚会就拿我开玩笑，我说别开玩笑，会有人找我的，他们已经有很多人“成功的”来找我了，我一点没有报仇的感觉。有时候我跟学生讲课也是，我说从各种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的角度推算，在座的一定有精神障碍的患者，现在没有，以后也会有，没有的话不符合科学，患病率就在这儿，肯定会有。
刚才提到的数字就诊率不足10%，这10%的就诊人群当中90%选择的还不是专科医院，是其他的医疗机构，心理咨询的诊所等等。所以这里面反映出来了很多的问题。能想象得了癌症不去肿瘤医院看，跑到安定医院看的情况吗？不可能的事！医学一定是术业有专攻，说对精神障碍诊断治疗做的最好的，不是自夸，一定是我们的专科医院。
还有一个就是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全国两千多个县，有精神专科的只有一百多个，大部分的县没有精神专科医院。这种分布不均衡导致患者很难获得医疗资源，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有三级甲等医院88家，各种医院加起来300多家，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好一些，所以全国都来北京看病。但是很多地方不行，西藏前几年没有一个精神科医生，一个都没有，很多地方都是没有的。
还有一个是低识别率。我们国家专科医生人员不足，全国只有两万名精神病医生。所有的精神障碍，包括抑郁症在内，诊治一定要有资质的才可以做诊断，这是一个现实情况，法律的要求；另外一个现实情况，是大量的病人并没有到精神专科就诊，而是到综合医院和心理诊所等等，那些地方极少会有受过精神科系统训练，有精神科执业资格的医生在内，后面的问题就不用说了。所以诊治能力是存在差异的，在专科医院，在综合医院，在所谓的心理咨询机构里面，对抑郁症的诊断有差距，别回避。
有人说抑郁症还不算精神障碍，再不及时治就成了真的精神病；我想说，抑郁症就是精神障碍，自杀率死亡率到10%的疾病我能说是轻的，我不赞同什么“抑郁症是心灵感冒”的说法，感冒死多少人？抑郁症死多少人？感冒传染，抑郁症不传染；，而且感冒用药一星期，不用药七天也好了；一个抑郁症哪怕是首发的最低的医疗周期也需要9个月，虽然不需要终生治疗，但是需要终生关注。
现在我们诊治能力是存在差异的，不能用低来描述，不同的机构对抑郁症的识别是有问题的，应当说这几年随着学科的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对抑郁症的诊断和级别越来越好，但是在专科医院以外的机构当中抑郁症的诊断识别仍然是大问题。
譬如说在综合医院，送到急诊科闹心脏病的这些人里面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心脏病，很多都是抑郁症伴发的，很多人眼中的时候产生严重的濒死感，一看心电图什么事情没有，比例不少。原来急诊科的医生都不识别，现在逐渐有的医生有这个意识了，说你到精神科去看看，（但他）有可能会挨揍，（患者会说）我心脏病快死了，让我去看精神病。
依从性不足。抑郁症作为一个慢病需要长期的治疗，长期的治疗要取得一个好的疗效，必须要听医生的话。但是，治疗一个月，28%抑郁症患者中断治疗，我们说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不应该低于9个月，但是大多数人都停药了，而且停药的理由很奇怪。我们问他们吃这些药有没有什么不方便，没有；问有没有副作用，没有，吃了之后没有任何感觉；是不是药太贵？也不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可能有一些心理状况，好像我每天吃药就提醒着我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我不吃药就证明我没有这个问题，有很多患者都有这些奇怪的问题，所以依从性非常差。
医生这方面的因素也有，比如说医生没有时间给患者足够的教育，我们希望医生能够花充分的时间和患者沟通、讨论治疗的选择，有哪些方案。比如说我给一个女患者让她长胖的药，她肯定不会吃，所以要跟她讨论，这个药有没有可能引起你体重的增加，如果患者说我打死也不吃，我宁愿继续抑郁下去也不胖，那我们就得再讨论其他的方案。
抑郁症防治的未来
国内的抑郁症治疗模式太单一了，单一的药物治疗模式。抑郁症是强调综合治疗的，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还有运动治疗——运动治疗在抑郁症的治疗当中贡献度达到20%，但是运动治疗不是出去胡跑，不是那样的，国外有一些开展运动治疗的专业人士帮你设计运动治疗的方案怎么去做，结合你的身体特点做，咱们目前还做不到。
我们都知道心理治疗在抑郁症当中重要，但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资源不在医疗机构，不在医院，在社会上。还有就是如果说患者家在大同，但他需要心理治疗，每个礼拜到北京这儿来不现实，必须要在当地找。目前医疗机构和心理咨询是脱节的，社会上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人员绝大多数，99%没有医学背景，更没有精神科背景，他都识别不了这究竟是疾病还是非疾病的一个心理困扰，有多少抑郁症的患者没有识别出来被耽误了很长时间。但这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应该怎么办？医疗机构的专科医生的资源和社会资源怎么对接和整合？我们认为一个合理的方案是抑郁症患者首先来看精神患者的医生，他给你排除，是抑郁症还是一般的心理治疗，如果你是疾病状况医生给你整体的治疗方案，然后跟心理医生协作做这个事情，如果是一般的心理治疗，直接给心理咨询机构。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也在探索如何把社会上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资源能跟医疗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能为患者提供一个综合治疗。
关于抑郁症的科学研究，国家现在也投入越来越多的钱，让国家重大项目，科技部的973计划连续两年都围绕着抑郁症设立课题，973更偏基础，研究机制问题，去年973课题我们也参与了，第二个973课题是关于抑郁症的预测，用一些生物传感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看能不能预测抑郁症，难度挺大的，后续也有一些研究问题，政府投了不少钱，尽管我们觉得不够，但是在进步和提高。
我们的科研结果，科研方向有没有跟临床的需求紧密结合？研究成果有没有转化成临床服务能力的提升？这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积累。刚才我提到抑郁症治疗指南，我跟国内的专家一起定这个指南，指南是什么原则，循证，指南里面每一个建议，每一个推荐都应该有科学研究的证据，不应该是专家意见，召集几个人聊一下就把指南定了，这不科学。可是非常惭愧，循证中采用的大量的证据仍然是来自国外，我们中国的证据很少，为什么？我们围绕着抑郁症的临床研究不够，这是一个大的问题，除了治疗药物以外，还有很多的技术和产品我们没有研发，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我们说治疗抑郁症革命性药物预期十年之内都不会有突破，因为药物的研发周期大概是十年左右，十年后的药物就是基于现在的理论，现在的基础研究理论在抑郁症方面没有突破，我怎么指望十年之后药物能突破。
所以要提升抑郁症的整体治疗水平，除了现有的药物之外我们要探索新的治疗技术和新的治疗模式。包括把心理治疗整合进来形成一种综合医疗，我们可以把现有的手段，原来没有用的手段，现在整合起来用，提升整体疗效，这是我们从业人员应该考虑的。但是我想强调讲，抑郁症就是精神障碍的一种，而且属于重型精神障碍，单纯的依靠心理治疗是不行的，有的人讲轻度的可以心理治疗，重度的再药物治疗精神科治疗，我只能说没有证据，从我的观点来讲，只要是诊断了抑郁症，药物治疗应该是一个基础性的治疗，前提是病人能接受，他如果不接受，说我这一段时间就要心理治疗，那可以，我要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但是要密切的追踪随访，如果好当然好，如果程度加重了，就应该去选择更积极的治疗。
我觉得面对今天的交流对象，我特别想跟媒体的朋友们讲，向公众普及抑郁症的知识非常重要，门诊、病房遇到很多的患者你发现他对抑郁症的知识知道的非常有限，大多数患者不认为抑郁症是一个精神障碍，我们现在不叫精神病，病有一种歧视性的称呼，我们叫精神障碍，障碍有轻有重。当初“精神分裂症”这个名字，也不是专业人员起的，是当年泰晤士报的记者翻译的，世界各国的精神科医生对这个翻译很有意见，但没有办法，现在大家都接受。“精神分裂症”这个称谓我们认为也带有歧视性，现在越来越多地讲精神障碍，很多人认为抑郁症不是精神障碍，是不对的，是精神障碍，而且是重型精神障碍。
在减少社会歧视方面，公益组织以及患者的互助组织，在美国，这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甚至他们可以给国会提出一些反歧视法律的建议。美国有一个电视频道专门讲政治话题，有一次我偶尔看到，就有一个抑郁症患者在向国会陈述抗抑郁的药物价格太高，因为他作为失业人员没有办法支付。
针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抑郁症的识别能力和治疗能力不足，国家卫计委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针对全国范围内有一些培训项目，在未来三年里面借助这个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非专科医院对抑郁症的诊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