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女性基层医务工作者，今年42岁，患身心疾病已经28年了。

初三时起，就被一种恐惧感控制，总感觉别人在“跟我学”。这种恐惧感，慢慢发展为强迫抑郁加焦虑，让我陷入恶性循环，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读卫校和工作期间还分别自杀过一次。

直到2011年，我才开始接受精神科治疗，6年间还有多次反复。

躲不开的恐惧

我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农村家庭，从小就对自己要求严格，成绩也好。

1989年，我上初三，班里来了一个女复读生。她是我的室友，常主动和我接近，但我并不喜欢她。

毕业班学习压力很大。我一向成绩优秀，自然利用所有时间努力学习，她也如此。她曾说，我学习很用功，她也要自觉地学习。这让我感觉她在“跟我学”，使我不安。

初三第二学期，学习越来越紧张，我怀疑她“跟我学”的想法也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不敢和她一起学习。我心里清楚应该怎么做，但控制不住自己。

渐渐地我开始害怕其他人，以至于对一向最亲密的同桌，也怕她“跟我学”。

我只好请求老师给我调换位置，可时间不长又感觉到新的同桌“跟我学”，一连调了两次都这样。

我当时认为这种恐惧感是“小心眼”，但又克服不了。

当时农村初中毕业生有两条出路：一条是读高中，考大学；另一条是读中专，毕业直接工作。

时间长了，我有了“自知之明”，感觉上了高中要考大学，学习会更紧张，在高中一定会更害怕别人“跟我学”；如果上了中专参加工作，就不会有这种痛苦了。

可是，中专招考我也落榜了，换了一家学校复读。和初三时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了，我脑子里循环不止地想着同桌在“跟我学”，调了座位也没有好转。

那时我总感觉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不该有怕同桌“跟我学”的恐惧感，但又不敢和任何人说。这让我无法忍受，但又毫无办法。有时焦躁极了便趴在书桌上呼呼睡大觉，以逃避这种不适。

那段时间我开始想到死亡：要是突然地震就好了，死了就没有痛苦了；或者我离家出走，找个永远没有人找到我的地方。

第一次自杀未遂

中考我考进了卫校预防医学专业，但作为委培生，要花家里一大笔钱。那是1991年，我16岁。

开学不久，我通过竞聘担任班上宣传委员和文艺委员，想要忘记过去，努力生活。

但一段时间后，“跟我学”的恐惧感又降临在我身上。

有一天，我一歪头，不经意间看到同桌好像很羡慕地看着我，立即又想到她在“跟我学”。接下来，上课时我只能瞪着眼睛，好像是在认真听老师讲课，心里却总是觉得她在“跟我学”，课程内容基本上听不进去。

结果，第一学期我的物理、化学、数学成绩非常差。我换了座位，可好景不长，就又重蹈覆辙。

我焦躁不安，无限自责，反而使症状更加严重，时时刻刻都想着同桌在“跟我学”。

很快，强迫和焦虑就反映到身体上。我变得无精打采，一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痛苦地睡去。常常饥一顿，饱一顿，有一次午饭我竟连续吃了五个馒头，一口菜也没吃。直接后果是我在晨跑时晕倒，被诊断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大出血，住院治疗期间又休克了好几次。

在养病的日子里，我明白这场病和恶劣的情绪有关，也不再害怕同桌“跟我学”，准备回到学校重新再来。但真回到学校，怕同桌“跟我学”的恐惧感又愈演愈烈。

我苦苦追忆了自己的经历：初中怕同桌“跟我学”；中专生活想重新再来，可一年的时间自己便败下阵来，重病一场又给家里添了如此重的负担；病后回到学校也想重新争取，可什么也做不到，只有煎熬困苦。

死，死可以证明这一切的无奈。我决心服安眠药自杀。

我去学校卫生室谎说自己睡不着觉要拿安眠药，哀求大夫给了20片。那天晚上，晚自习刚上，宿舍楼空无一人，我顺手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喜年华正好，恨无常又到，无奈无奈……”吃下了安眠药，很快感到头晕，飘飘然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躺在市医院里，大家关切地问我原因，我什么也不肯说。这是我第一次自杀。

复学后的一天，我看到《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成立”的消息，并附有地址，欢迎咨询。我觉得有救了，花了几个晚上写下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寄了过去。

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一封厚厚的回信，写信的是北大心理咨询中心的大夫。他告诉我，这是一种强迫症。这也是我第一次从学理角度了解我所面对的身心疾病。

但他告诉我的治疗方法并没有太多效果。自己的脑袋像个漏洞百出的水管，堵住了一头，总要有另一头向外冒出。

抱必死决心

毕业两年后，1997年11月17日，我分配到了家乡的卫生院工作。

工作这一年，我兢兢业业，还养成了晨跑的习惯。其间曾在杂志上看到和自己类似的病例，但并不特别在意。毕竟毕业之后，“跟我学”的恐惧再没有袭来过。自己感觉不必在意不必烦躁，由着它去吧，自然就会好的。

可是，有一天，我晨跑回来，发现单位宿舍里没有早锻炼习惯的两位室友都不在，立刻心悬起来：她俩在“跟我学”？清爽的精神一下子消失了。上班后我烦躁不安，不断地想：怎么办？同伴在“跟我学”？接着头脑迷糊起来，只想倒在床上睡。

从那天早晨开始，我不愿被她俩看到我的一举一动。我再也无法早起坚持晨跑，昏昏沉沉睡到快上班时才艰难起床，每天早饭也来不及吃便跑去上班。

更糟糕的是，我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所有的事情都已不能引起我的注意。我的脑袋就像堵不住的洪水撞击着自己，总想着：怎么办，她俩在“跟我学”，在努力“跟我学”！

我万分恐惧和绝望，又怕自己的烦恼影响工作而更加焦躁不安。既哭不出又无法加怒于谁，只有昏昏沉沉倒在床上睡过去才轻松些。

1998年初冬降临了，家乡飘起了初雪。寒流袭来，我的心也寒到了极点。我一直精神恍惚，也没有心情去换冬季的衣服，依然邋遢地穿着那薄薄的夹克。

头脑里像有一根绷得很紧很紧的弦。身体也越来越糟：胃疼、肠痉挛、头痛、视力下降、耳鸣……都侵袭着我。镜中的自己已不堪入目：脸已虚肿，又黄又干，毫无光泽，近视越来越厉害，眼睛变得干涩无神。

死亡的念头又闯进了我的脑海里。既然生不能作人杰，就作鬼雄吧！

这次我到药店买了10瓶安眠药。抱着必死的决心，把药片用蒜臼捣碎，泡在水里一口气喝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感觉自己睡得很舒服，微微睁开眼睛正好面对着窗外，看到天是亮的。自己身在何方？忽然床头边传来啜泣声喊着我的乳名，是母亲的声音！

天啊，怎么会这样？我怎么还活着？

母亲的啜泣像刀子刺着我的心，一阵酸楚，我又昏睡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只觉得醒来有时是白天，有时是黑夜；有时感觉自己的手和脚紧紧被压着，鼻孔里被塞进了东西，可很快便睡过去。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姐和母亲搀扶着我出院了。出院很多天后我走路还摇摇晃晃的。

后来我才知道，是两位室友救了我。

母亲沧桑凄凉的容颜使我的心像被刀刺一样，我再也没有勇气与决心死去。

复工之后，我的症状依然不见好转，直到申请了一个单人寝室。虽然自己看到前室友偶尔心里还是别扭，但情绪渐渐好转了。

接受治疗这六年

我接受精神科治疗，已经是发病22年后了。到现在是第6年。6年中也有擅自停药这样的波折。

2011年，一段过度的劳累期之后，我又开始恐惧同事“跟我学”，请了假不敢上班。7月23日，老公带我去了省城的精神卫生中心，被诊断为非典型性抑郁症。服药后，我很快好转。

第二年，37岁的我通过竞聘，担任另一家乡镇卫生院院长。

当上院长大约一年后，我感到如履薄冰，很压抑、很焦虑。医生又给我加了抗焦虑的药物。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一直服药，但情绪时好时坏。

2014年，我的焦虑加重，总担心单位上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整天觉得像有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上。8月21日，我去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想确定一下到底是焦虑症、强迫症，还是抑郁症，医生诊断为强迫抑郁加焦虑，开了药，吃了几天后，还不见好。

我当时的想法，只要不当“一把手”，就不会有压力了，便提出了辞职，回到原单位当了支部书记。

不干“一把手”，我立刻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便擅自停了药，其后我的状态又变得很糟糕，整夜睡不着觉，白天嗜睡，又开始恐惧别人“跟我学”，伴随着难以忍受的头疼。

2015年2月，我去复诊，医生说我是停药反应，嘱咐我一定按时服药。随后两年的时间，我一直服药，心情还比较轻松，但只要一减药就反复。有一回工作有点忙，我又抑郁，不想上班，在家躺在床上几天，看着厨房里的饭菜却不知如何下手做饭，找医生调药后情绪就又有所改善。

2016 年1月，我在复查甲状腺结节时，被诊断为甲状腺癌。2月18日，新年的气氛还没散去，我在省立医院做了甲状腺全切术。

甲状腺全切后，我需要终身服用甲状腺素片，每天除了服用甲状腺素片，还要服用抑郁症药。一往嘴里大把的塞药，我就充满了痛苦与悲哀，这种没质量的生活我该怎么办？于是我决定去北京再去确诊一下，看能不能彻底治愈我的抑郁症。

2016年11月16日我又去北大六院复诊，医生告诉我这是一种慢性病，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并暗示我需要终身服药。

走出北大六院的门口，我难过、失望，觉得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幸运的是，2016年底，我成为“渡过”公号的读者，又买了张进老师的《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受“渡过”的影响后来又读了伯恩斯的《新情绪疗法》、奥康纳的《走出抑郁》等书。

正如张进老师所言，“接纳是最好的治愈”，为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我要迎着阳光勇敢的活下去。

现在，我仍然要服用很多药，但只要坚持药物治疗，再配合心理治疗，我的病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治愈。

本文作者葛书舍，转载自张进老师的精神健康公号——渡过，这是由《渡过——抑郁症治疗笔记》作者张进发起的精神健康公号，旨在科普知识，记录案例，联合患者、家属，以及医生。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共同打造的精神疾病患者互助康复社区。扫描二维码可关注此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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