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自2014年11月14日出院后，我回到我的母校——中山大学休养了几日，便返回佛山开始了工作。我也以为我如之前所描述的那番，已经痊愈了，并且以这样的乐观积极回到工作岗位上开始工作。虽然出院四天后我就戒掉了阿普唑仑（安眠药），并且睡眠已没有太大的障碍。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我的头痛并没有如当时医生告诉我的那样过几天就会好。

反复求医

出院第一个月内，我需要每个星期都返回医院复诊，起初两次我仍是去了广州第一人民医院，后来我的主治医生建议我直接去佛山第三人民医院开药就好。

第三次复诊，我去了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开了半个月的药，因近医生下班时间，医生没来得及细细了解病情，便按我之前的药方开了药。

随后，因一次大的情绪波动，我再次走进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即使有之前广州诊断治疗的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为据，医生仍又重新开了一系列脑检查及心理测验单。因诊断过程中，眼泪不止，我的情绪较为低落。加上我转述的病情，医生诊断为双相障碍Ⅱ型即软双相。因为诊断的结果与之前很不一样，当时医生换掉了我原来的药方，又重开了药。

如果我重新开始吃这些药的话，就证明我之前所有的治疗都前功尽弃，并且双相障碍的治疗比抑郁症的治疗更为复杂。在心里无底的情况下，我再次返回广州复诊，了解情况后，我原来的主治医生仍建议我服用之前的药方。

后来我便按这个药方持续服药，但是头痛的情况并未有多大的好转。其间医生也会增加一些辅助文拉法辛的药物，效果也甚微。

回家休养

情况至此演变得比较复杂，而我的父母对此还一无所知。在姐姐把我患病的情况告知父母后，我开始回家休养。

我的父母文化水平较低，他们对“抑郁症”几乎是陌生的，但他们比较了解我的性格，也能理解我的痛楚。从小独立惯了，即使生病如此，我也未想过向家人求救。当他们得知一向只给家人报喜不报忧的女儿生病时，我的父亲几乎一夜未眠，并打电话直劝我我回家，至此我才明白家人永远是最厚实的依靠。

这次回家我休养了近一月。在家的那段日子基本无忧，乡村静寂的生活，也让我静下心来思索这些年的种种经历。

在家时，母亲每日给我熬药陪我散步，父亲陪我去医院做理疗，多年没有这样享受陪在父母身边的温馨，竟这般弥足珍贵。但即使这样，我的头痛也丝毫未减轻。这让我开始产生疑虑，真的是心境障碍导致的头痛吗？

改变环境

春节过完再回到佛山后我就辞去了原来的工作。而后，我和姐姐去云南出游，在大理休息了近半月，期间也有头痛很厉害的时候。

从云南回来后，我开始面临新的生活环境，开始新的生活。有姐姐在身边照料，给我减轻了很多的生活忧虑。我重新审视自己，重新规划职业，一切都比较顺心，我的状态也保持得较好。但是头痛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这种疼痛已成为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

到深圳后，我的复诊转到深圳康宁医院，每月去一次。第一次免不了的一堆检查，医生仍然判定我是抑郁症引起的头痛，是心理问题，并且告诉我与头痛对话来减轻这种疼痛。

在服用最高剂量即225mg文拉法辛时，我检测了血清文拉法辛浓度，检测的结果证明我对药物的吸收其实很少很少。这样的结果连医生都吃惊，医生又建议，如果头痛再继续的话可能要换药，换药不仅是对过去治疗的否定，更多的是对未知的不确定。我觉得换药风险较大，和医生商量再服用原来的药试一段时间。

7月中旬，我忽感头痛加剧，可能是长久吹空调的原因，加之深圳的气候有点多变，又导致情绪极其低落。在这种情况下，我最终听从了姐姐的建议去看中医，她很早就这样建议过我，但我一直不相信中药可以治疗抑郁症就拒绝了这一治疗方式。这一次，如姐姐所说那样，死马当活马医也要试试。

姐姐通过同事找到了深圳一家比较好的中医馆，医生问诊后说其实我就是一种普通的神经性头痛，并非抑郁症，并让我马上停掉西药吃中药。

可能中西医确实有不同原理的治疗方式，但这样武断的结果，仍不能让人阮然信服，吃了中药，同时也没停掉西药。没想到的是，四剂中药吃完后，加之运动及合理的膳食，我的头痛真的奇迹般地好了。

后来，8月1日后，那种固定的疼痛再无回来过。

后续思索

头痛彻底好了后，我再去康宁医院复诊检查，一切的指标都显示正常，检验单的结果赫然写着无抑郁症和无焦虑症，心底的那颗石头终于落下。

事后再回想这一过程，感慨太多，说没走弯路是不可能的。整个治疗过程，可能是中药治好了头痛，西药对情绪转变有一定的效果。但药物的作用仍然甚微，其他的大部分疗效靠自救。

当我的朋友问起自救的过程时，我是这样回答他的：

自救一在于主动求医，发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后，第一时间是向他人呼救和求医；

自救二在于主动吸收相关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了解，慢慢打开自己，也会慢慢懂得自我疗愈；

自救三在于倾诉和宣泄，文字充当了很好的载体，出院后我写下自己的经历，无疑让我重新整理了自己的内心秩序，也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也有了更好的方式去面对可能会有的一些困局；

自救四在于不停地反思，起初我也很相信医生，直到无数次试药无果后，我对医学其实保持一些怀疑，曾一度也会想要放弃，因为前路无望，但这时其实求生的欲望是很大的，会去尝试各种方式，最后中药证明我的头痛也只是普通的一种神经性头痛，四剂药就治好了，而之前是走了好多弯路。这个时候就会反思，到底是身体的疼痛引起情绪不佳，还是心境影响了身体，这样想的时候反而豁然开朗。

我的朋友作为心理学的研究生，听完我整个的经历，他问了我一句，“你不怨恨那个医生吗？你被当成精神病人对待，但其实只是身体不适导致的心境障碍。你的心根本没有坏掉，你的症状也不能算是抑郁症，却吃了那么多药。若你早点去看那位中医，你觉得事情会如何？你就没有想过自己根本没有不正常？抑郁症是个多余的标签？”他的这些问题，我不是没有想过，只是过程已然如此，而最终结果是好的，我便也不再多想。

人的内心本就复杂多变，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机器判断人的大脑神经递质的分泌，抑郁症等相关精神类疾病的诊断只能靠医生主观的望闻切诊。并且即便我们知道神经递质的分泌量，也难以断定，因为它不能作为诊断标准。所以很较容易出现误诊的情况。但即使这样我们仍需要相信医生，至少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越来越好，无论会不会走弯路。

不管是否真如我朋友所说，一开始就被过度诊断了。但无可否认，我当时的心境的确是有障碍的，如果当初任其自由发展，我也无法想象那后果。曾经好一段时间，我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那种绝望是真的要亲身体会才能感受到的，语言永远都苍白，无法表述的东西太多太多。经此一役，已经消耗了我的大部分能量，不得不说其中受到的折损应该是后期无论如何也无可弥补的了。

阶段性的胜利并不能代表什么，并且当时间不断推移还会产生新的问题。福柯认为，精神疾病本质上是社会体制对个体的压抑，虽然这可能有些绝对，但我从不排除考虑这种可能。我们没办法判定什么，但是起码可以忠诚于事实，直面内心的黑暗，勇敢做自己。

美国学者安德鲁·所罗门曾讲到（在网络上可搜索他的相关演讲），“抑郁，让人精疲力尽，它会消耗你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而对此保持沉默，只会让抑郁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你越躲避，它越强。”“抑郁属于基因的缺陷，这意味着在不同的人群中容易抑郁的人的比例应该是一样的，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了发病率的不同。”

“正视抑郁的价值并不能保证不能复发，但是却能改变看待抑郁复发的态度，甚至会减弱抑郁复发的程度。”“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虽然我很厌恶抑郁时候的状态，也很厌恶旧病复发，我还是会寻到一种方法接受并爱抑郁的自己。我爱它，因为它迫使我去寻找快乐，并牢牢抓住它；我爱它，因为它让我在生活中，牢牢抓住，让我活下去的理由。虽然有时候也会不那么理性，虽然偶尔也会游戏人生。而这，我想，是非常值得高兴和赞赏的事情。”

人的心灵是一座迷宫，有特别明亮的空间，也有非常幽暗的角落，而我们，在不断了解自己，与自我抗争和解的途中，需要穿过黎明到黑夜，终见曙光。不敢面对的，才是可怕的。在为自己的坚强喝彩的同时，更需要的是直面自身软弱的勇气。

我唯有希望，所有在经受这种病痛折磨的人能早日摆脱病魔，在阳光下，生活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