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野。

我叫刘野，高三班主任、英语教师，工作辛苦充满挑战。但我自信、乐观，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对工作充满激情。

我还有一个身份：曾经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康复快10年了。

得病之初，对抑郁症一无所知

我是2006年9月得的抑郁症。 那年我23岁，刚刚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担任初一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繁重的工作压力让我一时难以适应，我得了抑郁症，差一点就放弃生命。

最初的症状是整宿失眠。每天工作效率低下，累得筋疲力尽，却害怕夜晚来临。在床上辗转反侧，汗水湿透被褥，浑身颤抖，满脑子自杀念头。

我向我的同事说：“我再也坚持不住了，我不想当老师了。”初一年级组的同事都很震惊，都像亲人一样帮助我开导我。但当时我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远远不是几句开导就能解决。后来一位老师带我去医院，医生诊断是抑郁症，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物。这些药物每个星期要花几百元钱，对我来又是经济负担。

学校怕我有生命危险，让我的男朋友、我的同宿舍同事时刻不离照顾我，还把我妈妈从辽宁接到天津。之前我根本没告诉家里人，面对自杀风险，已经不能再瞒了。

此时我对抑郁症一无所知，只是感觉身体彻底垮了。我也不知道是抑郁症导致我的社会功能受损，只认为自己是一个废人！活着是所有人的负担，看不到出路，死亡变得极其具有诱惑力。

科学求治是走出病耻感的第一步

我舅舅、舅妈向学校请了两个月的假，硬拉着我去辽宁师范大学接受心理干预。

最开始我并不配合，当咨询师告诉我的症状都是抑郁症带来的，只要治好抑郁症，这些都会随之消失，无异于给我打了一针兴奋剂。

我开始积极配合治疗，共接受了10次干预。当咨询师告诉我咨询结束了，我并不放松。因为咨询结束意味着我要重新面对现实生活。元认知心理干预只是让我的症状好转，但生活的路还要靠自己去走，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并不会减少。

不过，不管怎么样，科学对待抑郁症，积极求治，是走向康复的第一步。

坦然面对疾病，周围人才会放松

我从大连回到天津，回到学校。那时，每遇到一个熟悉的同事，我都会紧张，要调动莫大的勇气去面对。

很多人得了抑郁症，生怕别人知道，别人也会私下偷偷议论。我得了抑郁症又闹自杀，而后休假，成为学校的特大新闻，一度沸沸扬扬。几个月过后，我又回到学校，再次成为话题的焦点。

虽然同事们很好奇，但很少有人会正面问起我，几乎没有人会在我面前提起“抑郁症”这三个字，只是会通过我身边的朋友私下去打听。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也豁出去了。对于同事们的议论，我很坦诚，也很坦然。如果谁问起来，就会一五一十讲给他听。

领导最开始也不放心，让我先听一个星期的课，第二个星期才正式接课。一个月后，我讲了一节区级教研课，有校领导同事、区教研员等十几位老师评课。课讲得很成功，领导的心彻底放下来了。

感恩回馈，公开自己抑郁症经历

此后我一直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直到2012年3月南京网友“走饭”自杀，我很心痛，在网上公开了自己抑郁症经历，希望尽自己所能帮助抑郁症患者。

后来，《大连晚报》、《天津日报》、《环球日版英文版本》等媒体报道了我的经历。2012年底，我通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考试，2013年开始正式以咨询师的身份学习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把技术教给学生们，给孩子心理筑起一道防火墙。现在，同事失眠、学生的考试焦虑，都会主动来找我寻求帮助。

对于抑郁症患者该不该公开，我认为要尊重患者本人的意见。我帮助过的抑郁症患者，愿意写出自己经历的很多，但是肯实名站出来的寥寥无几。如果我没有康复，我不知道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坦然。

我记得病得最重的时候，2006年11月初，妈妈无心说了一句：过年在天津过，不回老家了。这句话我印象很深，我知道妈妈是害怕老家的人知道我得了“神经病”，不想回去面对亲人。

现在我的家人都支持我去帮助更多的人，因为他们不再担心我会复发。 歧视的根源在于社会缺乏关于抑郁症基本知识，更在于抑郁症治疗的低效。如果抑郁症能够高效治愈，相信患者能坦然面对，社会的歧视自然会消失。

这条路还会很漫长。让我们一起努力，希望有一天抑郁症被高效的医学和心理学彻底攻克。 
 

本文作者刘野，转载自张进老师的精神健康公号——渡过，这是由《渡过——抑郁症治疗笔记》作者张进发起的精神健康公号，旨在科普知识，记录案例，联合患者、家属，以及医生。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共同打造的精神疾病患者互助康复社区。扫描二维码可关注此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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