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C计划”创办人之一蓝方专为“渡过”读者而作。蓝方是我的前同事，曾任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记者。八年前，她初来我所在的部门时，分口“公民社会”；8年后，从巴黎学成归国的她，把“公民教育”变成了自己的职业。她说，“我想做一件比改变世界更难的事”——确实很难，但值得去做。我为蓝方感到骄傲，祝愿她的事业成功，也希望“渡过”公号的读者们能从她倡导的批判性思维中有所收获。

（一）

从巴黎回国，一晃五个多月了。

刚回国那阵子，每次聚会，朋友必问：你到底准备干什么？

那时我会说，“做一个教育机构呀。”

时至今日，我可以更清楚地告诉朋友们：我在做一个“C计划”（批判性思维）——从创立“C计划”公众号至今，也过去两个半月了。

两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做了四期线上课程，好几个线下工作坊；和自知读书共办读书会；也邀请性别、社会创新、心理学等方面的大咖来做线上讲座……

当社区里的伙伴、学员告诉我们，通过C计划的课程、文章，自己的思维真的在发生变化——会不自觉地审视自己脱口而出的话语；看到网络热文开始有更多的追问和质疑；时不时会画几张树状图；分层次地剖析生活中的困惑……

此时，我们更加确信，我们所做的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二）

关于“C计划”的由来，我跟很多朋友都聊起过。

我经常会讲到做记者时跟过的一些所谓的“群体性事件”：

一帮人，气势汹汹，要找政府“讨说法”；大院里走出个官员，要求这群人选出个代表，可以对话；代表站出来，一二三四提出诉求；官员于是也一二三四，一一作答。

但经常，才说到“二”，人群里就会有人跳出来，情绪激动地指着官员：“别尽扯这些没用的！我问你，那啥啥啥到底怎么弄？”

这手一指，现场画风立马跑偏。

“有话好好说，你别指我。”“我就指你了，怎么着？”“你再指着我试试看？”“我就还指了，你信不信？”

而后的场面，自然就是各种难看了。

每每讲完这些小故事，总有人感同身受的附和。有的小伙伴会给我看他们小区的业主群。几百个人在里面，要群策群力更换物业公司。结果每天都是各种拉帮结派，阴谋诛心。领头人丧气伤心，群内乌烟瘴气。

有的会讲孩子家长群里的故事。不过一起商量给教室买个空气净化器，或给校园捐赠个秋千。简简单单一件事，只要一商量一讨论，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没完没了的扯皮。

但凡稍带公共性质的讨论，永远都充满毫无逻辑的骂战与毫无意义的冲突。

相比理性的表达、协商、就事论事，人们似乎更热衷于站队、诛心、人身攻击。

所谓公民素养的缺乏，不过如此。

（三）

我逐渐有了做公民教育的想法。

现代民主社会需要高质量的公民参与，而公共参与的能力、知识与意愿，都需要长期的教育和训练。我们讲了那么多政治改革、民主转型的大道理，没有扎实的公民教育作支撑，最终一切等于零。

做记者的几年间，公民社会一直是我的条线。我留心在看民间关于公民教育的各种实践，利用记者的身份去接触、观察不同的机构——从不同维权群体的组织赋权，城市业委会的自治实验，再到边远农村的民主自建。

过去两年在国外，又多了很多体验和对比的机会。

去年秋天，我专门去了一趟菲律宾，在一家叫做“菲律宾公民教育与民主中心”（PCCED, Philippine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and Democracy）的NGO访学了三个多月。我很好奇，在这样一个被我们视作落后、奇葩的转型国家，公民教育究竟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PCCED做了很多有意思的项目。从传统的学校教育，到社区的参与式预算。很多做法，让我很受鼓舞。

例如它从美国引入了“公民计划”（Project Citizen)。基本的框架，就是让高中生以社区内的实际问题为研究课题，进行公共政策的分析和倡导。在这其中，既要了解相应政策的基本常识，又要锻炼协商、合作能力；更有信息素养、写作、演讲等具体技能的操练。

这样的形式，有趣，可操作——而且在中国的不少学校，已经就有类似的社会实践了。

在菲律宾的最后一周，我参加了一场地区性的showcase。孩子们就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报。

问题出来了。

一口气听了十多组报告。一半在研究校园禁烟；另一小半，则在研究如何减少上下学路上的摩托车事故。小朋友们非常认真。一开始选课题，就做两轮调研。制定政策建议时，几乎全都去拜访了镇长、市长办公室。

但另一方面，仔细看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都非常简单粗暴。

他们会发现，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其实都有相应的法律应对。例如，公共场合禁烟，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又例如严禁未成年人骑摩托车。当这些已有政策执行不了时，几乎所有小组提出的方案都是：惩罚——提高罚款额度，加大打击力度。

很少有学生深入分析，为什么孩子们热衷于抽烟扮酷，为什么当地的摩托车事故高发，而家长还不得不让孩子骑摩托车上学。

后来我也和PCCED的教授们聊起这个话题。他承认，孩子们提出的政策方案，普遍质量不高，流于表面。要做一个好的政策建议，关键在老师——能把实质性的讨论引到哪个层次。所谓的公共政策，每一个背后都是关于什么是社会公正的讨论，关于个人自由的限度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这个层次的思考和讨论，最考验学生们的思辩能力——而在菲律宾的传统教育中，也是最被忽略的一环。

“公民计划”的形式很好学，但培养公民素养的核心——批判性思维，却是最困难的部分。

（四）

当我把注意力转到“批判性思维”后，再留心日常里的各种困惑、疑问、论断，就觉得更是有意思。

之前在出租车上，曾听到一个热线节目：主持人小哥专门为大叔大妈们解决生活困惑，比如，小纸片上30%的金融产品，能不能买？婆婆重男亲女，我要是生一个女儿该怎么办？给侄儿代购了包，侄儿却不提给钱这一茬，我该不该主动找他要？邻居在楼道里堆杂物，我是直接跟他说还是去找居委会？……

真是为难主持人了。

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听得人又好气又好笑。

就这么些破事，自己独立地做出分析和决定，很难吗？

很难。

在过于强化教师权威、强调知识记忆的中国课堂，我们并没有接受系统而充足的思维训练。充满信息管控和舆论操纵的大环境，也没有给独立自由的思想以友好的成长空间。

所谓的非理性，幽灵一样笼罩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个人决策时的盲目从众；是人际交往中随处可见的标签、诛心，妄加干涉与指责；是无处不在的偏见与歧视，更是公共讨论时的无边谩骂、人身攻击和哗众取众。

在公民教育这么大的一个概念里，我发现，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才是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口。只有当一个人有能力实现真实的自我选择，才有可能在彼此平等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公正包容的人际对话，再进一步，方得构筑所谓的公共理性。

（五）

上一个回国的假期，我先遇见了郭兆凡。

她从清华经管毕业，先在高盛工作，后来转入公益行业。在伦敦政经攻读完人类学硕士后，将精力放在教育创新的研究中。看过国内外无数教育机构，她反而更加笃定，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才是解决诸多个人、人际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她又专门前往美国批判性思维协会研修，希望把一系列成熟的课程和技巧带回到国内。

而后加入我们的，是叶明欣。我和明欣认识了好多年。她从北大和哥大的法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做劳工法律援助和政策倡导。2010年，我们一起在香港开会。在地铁里，她问我，以后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我说，以后想做一个公民教育的NGO。她说，等你创业时，叫上我。

今年春天，我从巴黎给她打了个电话。就这样，我们有了第三名主创。

（六）

经过几个月的密集讨论、小范围测课，我们的机构终于在7月中旬正式宣告成立。我们给这个小小的机构起了名字：C计划。

C计划的C，说的是CriticalThinking（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for civic education。

我们想要面向所有的年轻人——所有依旧渴望学习、渴望成长的人，搭建一个共同提升批判性思维的平台。

那到底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对我们既有思维模式的审视和思考。

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质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思维受到社会、家庭、教育和媒体的影响。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这一点，所以会模仿别人，会从众，会依靠感觉去行动。

我们会受制于思维的广度和深度，陷入人为的两难困局。要不要考公务员？要不要买学区房？该不该离开北上广？该不该生二胎？做自己喜欢的事业，还是选赚钱更多的工作？

我们也会因为思维的狭隘与偏差，人为制造诸多偏见、歧视与冲突。升不了职都是因为周围同事在嫉妒算计？婆婆对待媳妇永远没有真心？在北京上重点小学这么难，都是因为外地人太多了？开日本车去菲律宾旅游的全都是卖国贼？

批判性思维，就是要求我们能够敏锐地识别、驳斥身边无所不在的谬误谬论；有效地寻找并提取最可靠的资讯，面对纷繁复杂的声音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面对复杂问题，能迅速厘清思路，理性做出决定。

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将我们多年来在社科领域所接受的专业训练、对国外成熟的思维工具和课程的积累，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们开发了两个系列的线上课程。一个是“破”，堵住思维漏洞，帮助大家破解生活中常见的思维谬误；另一个是“立”，用一些成体系的工具、理论，帮助大家建立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邀请有意思的人来C计划的直播间做讲座，分享他们在不同领域与批判性思维相关的思考，打开我们的眼界，拓宽思维的广度；

我们运营公号，分享我们的思考与观察，一起探索如何用批判性思维的工具，分析身边和社会的复杂议题；

我们还逐步开始为企业、行业提供系统性的培训，提升人们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思考能力。

社会创业的圈子里经常说，自己要做的事，是change the world.

而我们想做的，却是一件比改变世界更难的事：change your mind.

期待在C计划认识每一个渴望改变和自我成长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