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渡过”公众号以来，和患者接触越多，我越能体会到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的痛苦，以及他们最希望改变什么—— 

其一，患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有效的治疗。 

精神疾病目前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健康问题之一。根据部分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估算：早在2013年，中国就有超过1亿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患者。其中，抑郁症患者超过90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达1600万。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精神障碍患者众多，更严重的是，中国精神疾病存在巨大的“治疗缺口”。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医师只有2万多名，平均每10万人口中只有1.49名，远低于全球中高收入水平国家。中国精神卫生系统的城乡差距尤为显著，中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村没有精神疾病床位。 

这意味着，在中国，约 92% 的精神疾病患者很难得到及时的治疗。 

其二，病耻感严重阻碍了患者的治疗和康复。 

毋庸讳言，全社会对于精神障碍存在根深蒂固的病耻感。公众对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认识不足，患者一旦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就会面对各种怀疑的、蔑视或者怜悯的目光，甚至连他的亲属都会被另眼相看。部分患者因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不敢公开病情，不敢主动求助，即便临床治愈，也很难顺利回归社会及正常生活。 

精神障碍患者往往还是社会弱势群体，贫困率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治疗依从性差。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医疗资源不能得到良好利用，推高了精神疾病病患的治疗成本。 

其三，中国现有的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干预模式，是偏重住院治疗，忽视社区康复。 

现阶段，中国对于重症精神障碍患者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在专科医院隔离治疗。 

这其实只是起点，远不是终结。临床治愈只是阶段性的，最终目的是让患者回归社会，恢复社会功能。可是，由于医院外的社区精神康复资源相对缺乏，部分患者出院回家后，家人缺乏专业护理知识，本人又急于停药，造成病情反复，不得不多次重回医院。有专家将患者这种在医院与家庭之间的往复，称做“旋转门”现象。 

怎么办？ 

其实，中国存在的上述问题并不奇特，西方发达国家也曾经走过类似的道路。很多人都记得美国电影 《飞越疯人院》，其中精神病院阴森、恐怖、控制、虐待等场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那早已成为过去。自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就开始考虑在治疗过程中帮助患者尽可能融入社会，依托于社区的康复方案由此逐步建立。具体而言，家庭与其所在的社区共同组建治疗团队，从过去基于“医生+家庭”的治疗系统，转变为“医生+社区+家庭”的多向治疗康复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社区的个案管理师起到牵头人作用。他的职责是联合社区中的工娱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等，共同为患者提供持续的康复支持。平时，患者在社区进行各种康复训练，一旦出现复发迹象，这个支持系统就会立刻启动，联系医院，及时采取干预，从而巩固平日康复的成果。 

不只是美国，在欧洲，意大利在政府、民间团体、公民社会协同合作方面取得可贵的进展；在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去机构化，通过以患者为中心、基于社区的一体化精神卫生服务，改变传统精神障碍治疗模式。 

这些国际经验应该可以为中国所用。直面当今中国的现实，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改变现阶段集中于医院的机构化治疗方式，回到社区，由社区提供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体化医疗服务，建立“大病在医院、康复在社区”的精神疾病治疗与管理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精神病医生、护理专家、心理专家、专业理疗师、社工等，要组成多学科团队，各司其职，紧密配合，让患者在社区实现康复。即使疾病不能根治，至少可以让患者接纳疾病，接纳自己，实现自我价值，过上有质量的正常生活。 

中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但许多有益的尝试也在进行中。以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的花艺疗愈模式为例（详见本公号文章《鲜花在内心绽放，患者向社会回归》），这个项目集合了社会各方的努力：精神卫生领域医学专家设计了整个项目；护理康复师联手工娱治疗师指导患者学习花艺；社会工作者倡导社会参与，通过共筹机制使得整个系统能够自我循环；强生公司组织、支持和推动这个项目，履行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这说明，构建一个良性循环的社区内一体化治疗模式和疾病管理体系，需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需要可持续的自我发展模式。

概括为一句话：精神障碍患者，应该治疗在医院，康复在社区；而患者重拾社会能力，回归社会，期盼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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